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近日，有一位印度电影制片人在社交网站发文，称《寄生虫》抄袭了自己1999年制作的电影《Minsara Kanna》, 正准备起诉。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公关，是在一定规则下对于评委的游说，任何影片都可以有序进行，米拉麦克斯影业的创始人韦恩斯坦就是奥斯卡公关高手。

也就是说，《寄生虫》获奖，某种意义上讲，是好莱坞一次集体的政治文化宣言。这种和美国总统“对着干”的架势，自然会引起特朗普的不满，所以才会出现怼《寄生虫》的趣闻。

然而，就连印度当地媒体也认为“抄袭说”过于荒唐，“或许在情节上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就电影的内容以及美学层面的部分而言，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作品。”

当特朗普积极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政策时，好莱坞则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一个美国的“国家奖”一跃为更具全球视野、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奖”。

再次，《寄生虫》获奖更加符合好莱坞、美国文化精英对于美国社会发声、引导的一贯立场。

文/杨文山

几乎在文在寅以“国宴”庆贺《寄生虫》获奖的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科罗拉多州的集会上，对《寄生虫》获奥斯卡最佳影片表示强烈不满：“今年奥斯卡有多糟糕，最佳影片竟然是一部韩国电影，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跟韩国的贸易的问题已经够多了，他们又给了它一个‘年度最佳电影’奖……”

在文在寅宴请《寄生虫》主创的“国宴”上，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为了韩国电影产业的繁荣，我会大幅度提高政府支持。我在这里明确地告诉大家：支持的同时绝不会干涉。”

特朗普认为《寄生虫》不值奥斯卡“最佳影片”。这样的论调在中国也很有市场。

作为一部韩国电影，《寄生虫》之所以能够牵动这么多人的心，这一切都因为奥斯卡。如果不是斩获四座奥斯卡小金人，《寄生虫》很难进入一位印度制片人的视野，以至于还要和自己20多年前制作过的影片进行对比。

为什么《寄生虫》能在奥斯卡创造历史？

另一方面，2月2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设宴招待了《寄生虫》的相关主创。文在寅在宴会上表示，奉俊昊打破了奥斯卡英语片与非英语片之间的藩篱，这让他感到非常骄傲。

一方面，《寄生虫》再次成为“改变国家的电影”。此前韩国就曾因电影《熔炉》而出台了“熔炉法”。尽管《寄生虫》不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影片，而是有着很强的寓言色彩，但是电影中表现的韩国穷人居住半地下室的现象却获得广泛关注。

只不过，好莱坞和华盛顿的关系虽然难解难分，但奥斯卡颁奖毕竟是一套独立运作的评审体系，特朗普顶多发发牢骚，也无法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