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了两个半,一线｜《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金庸有四个理想

 

当然，他的个性好强，有所追求，历史小说写不出来，在浙江大学受到挫折，他的心里一定要找一个出路，你让他庸庸碌碌，那不行。所以，他要去念一个大学博士，来验证他真正有学问，虽然本来他不需要这样做。

后来香港要回归了，他还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他想将他的所学回馈社会，这是很入世的。当时他除了在香港起草《基本法》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双查方案”，涉及香港回归后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双查就是查济民、查良镛。查济民是一个大地产商。但这一方案在当时遭到了很多民主派的批评，有很多学生到《明报》去烧报纸、示威游行，《明报》的副刊也登了很多批评的文章，都是针对金庸的。

大亨的失落感

未竟的历史小说

第三个理想他失败了，《明报》找错了接班人，导致《明报》一度要垮掉。

但金庸本人最想写的，应该还是历史小说。金庸在古文学方面基础很雄厚，他很喜欢看书，到任何地方都是书不离手。他办公室书很多，自己家里有一个三百平方的大书房。我跟金庸出差，他到了一個地方一定要找书店，在机场等飞机也要去找书。我在《明报月刊》做了一个读书的专辑，请他写一篇读书心得 ，他引用了李清照的诗：“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他说假如做十年牢可以看天下书，或者给我自由却不能看书，他仍会选择坐牢十年。金庸是真正的读书人。

97年前，传媒业已经开始下滑，金庸审时度势把明报卖了。从经济上来讲没有损失，他差不多套现了10亿，但《明报》毕竟是他的终生事业，他本来还是想跟它带有点关系，挂一个荣誉董事长，《明报》的大政方针还是要听他的意见，但是后来于品海接手《明报》后，实质上将他架空，金庸个性很强，干脆就辞职不干了。

金庸为潘耀明的书题字

金庸自己办的报纸，难道可以批评自己吗？但他没有炒这些作者的鱿鱼，这就可以看出金庸的胸怀。我个人的感觉，金庸基本上是入世的，可能出世的部分也有，但不是他主要的追求。但假如金庸真的从政未必是好事，他就写不了那么多的武侠小说了，也办不出那么出世的报纸。

我是1991年来到《明报月刊》。之前我每天给《明报》写专栏，但跟金庸只是在公众场合见面时的点头之交，实际上没有什么交往。有一天董桥打电话给我，他说金庸要见你，我说我跟金庸不太熟，董桥说：你来吧。

但在离开《明报》之后，历史小说也没有写成，我看他也是有失落感，人生的最后阶段金庸是不太順利的，我想他需要寻找一些寄托。当时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邀请金庸到浙江大学文学院做院长，实际上他当院长就好了，但他还带了三个研究生。

有一个自称研究《明报》历史的人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金庸没有什么文化理念的依据。《明报》一开始是一张小报，最开始版面上还有一个西方性感女郎的照片，一些标题也很香艳。我跟他讲，金庸当时跟他的同学沈宝新一起拿出十万块来办报，当年香港的报纸是很辉煌的，大概有二、三十张报纸，《明报》作为一张小报本身首先要生存，如果不能生存，你讲什么理论？先生存下来才会有文化上的提升。

来到《明报》后，我跟他接触多了起来。《明报月刊》在过去也是几个名人在做，先是胡菊人先生，后来是董桥先生，但我是第一个担任总编辑且身兼总经理的，可能是金庸考虑到我在纽约大学念出版管理学跟杂志学的缘故。

金庸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办报他要办得好，写武侠小说要写得好。后来他要去完成他第四个愿望，去大学念书，进修。我们都劝他，他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地位那么崇高，再去念博士，对他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我曾经跟金庸半开玩笑地讲，金庸只有一个，现在在街上到处都是博士生。

以前明报大厦在香港北角，我到了金庸那间到处都是书的办公室，在那里见到董桥和金庸。金庸和我寒暄了一下，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走到办公桌去写东西，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为了缓解尴尬，就偶尔和董桥闲聊两句，但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写武侠小说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梁羽生很红，本来《新晚报》的罗孚想找一个人写武侠小说，梁羽生说他写不了，罗孚就找金庸写，金庸说我来试试，金庸少年的时候也喜欢看武侠小说，结果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就一炮而红，现在想到金庸，一般都想到他的武侠小说，他是一个报人反而是次要的了。

沈从文跟我讲，当年他看《红楼梦》家长都反对，觉得这是淫书，中国的四大名著，当年哪个不是通俗作品呢？

金庸为潘耀明的书题字

但金庸的财富不是来自武侠小说，他通过武侠小说拿到的版税很少。有一次他跟我讲，内地市场那么大，他只拿到300多万的版税，但在香港和台湾，每一年就有1000万的版税。这里面牵扯到盗版，内地的出版社也没有按规矩给他版税。

金庸怎么看自己的作品呢？他觉得武侠小说是副产品，主要的职责还是办报。当时他也想象不到小说受众能那么多，写武侠其实就是娱人娱己。因为他当时办报压力很大，他是老板，还要写社论，每天都要写，很多东西都是他亲自抓的，比如副刊和中国版，《明报》副刊办的很好，张小娴、林燕妮、亦舒都是从《明报》出来的。

但这是后话，之前金庸的小说一直争议十足。香港曾经有过一个蛮大的争论，学术界认为刘以鬯是纯文学，而金庸写的通俗小说根本不上档次，有一段时期否定了金庸，我记得我在小学时看金庸，被我的老师撞见，说要给我记大过。

金庸读者的广泛性，我看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报刊连载时期的普罗大众，到教授杨振宁、政要邓小平，他的读者层次提升了。我因为工作跑了很多地方，几乎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读書會组织，我有一次去到慕尼黑，当时东西德还没合并，我发现那里的大学就有华人组织的金庸的阅读班。

金庸笔下的侠客们多有一颗出世的心，但金庸是入世的。办报要入世，报纸要有市场，要有销路，那就肯定要入世。

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进入了学术殿堂，北大的严家炎教授说金庸，新派武俠小說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我也认为，金庸的小说迟早会成为经典文学。

潘耀明是《明报月刊》总编辑，与金庸共事多年，是此前身为《明报》老板的金庸亲自挖来的传媒能人。谈及与金庸的关系，潘耀明曾在《我与金庸》一文中这样描述：“金庸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仰之弥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学生。”

之前《明报月刊》的销路不行，金庸跟我讲，你要考虑一下怎么销售。为了把《明报月刊》办成一个名牌杂志，我请了一些比较有国际影响的顾问，包括杨振宁等有学术地位的海内外学者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明报月刊》办成一个泛文化性杂志，广义的文化性杂志，《明报月刊》后来的销路从不到1万份涨到接近2万，金庸很高兴。

口述/潘耀明整理/邵登

金庸还是个性情中人。你知道吗？金庸年轻的时候一直追求夏梦，但追不到，他对夏梦一直有一种情谊在的。后来夏梦息影移民加拿大，金庸写过一篇社论《夏梦的春梦》，欢送夏梦女士到加拿大定居。这样写社论，古今中外没有的，但他写出来了，我说他个性强是真的，一方面是个性强，一方面又是性情中人。

金庸是个性很强的人，他在文章里写到自己有四个理想：第一个理想，少年的时候努力学习；第二个理想，青年時期要有事业基础，第三个理想，找到理想的接班人；第四个理想是到处去游学，写自己喜欢的文章。

开始在《明报》上班后，跟金庸除了业务上的来往，一些文化人到访他也刻意叫上我。金庸的性格除了带着侠气，也有儒雅的一面，对待下属都很有礼貌。记得最初我去找他，请他给《明报月刊》一点办刊指示，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就说“你瞧着办吧。”唯一算是指示的就是一句，他说《明报月刊》是《明报》的名牌西装。

大概15到20分钟，金庸起身从书桌走过来，亲自把一份刚写好、带着墨香的聘书给我，我当时既感动又冲动，因为金庸是我非常敬重的人。粗略的浏览了聘书的内容，毫不犹豫就签了，当时我还是三联书店的董事和副总编辑，还没有辞职。我跟金庸说，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去交接了工作就过来，当时是1991年1月份。

金庸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在90年代初有过统计，金庸的武侠小说读者超过2亿，现在看起来起码3个亿以上，哪一个作家能有那么多读者？

后来，通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带起了一些读者，《明报》的销量渐大了，办报的理念也提升了，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报纸了，成了香港公信力最高的报纸。所以金庸是考虑了实际情况的。

金庸在很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一个文人办报成为大亨，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看将来很难。但金庸以一个文化人身份办《明报》赚到钱，并且赚到的是大钱而不是小钱。之前外国公司有一个排行，说金庸可见财产有几十亿。

1995年4月1号，我带了一个秘书开始到明河出版社上班。但很不幸，前一个月的22号，金庸突然心脏病进了医院，手术不是很顺利，因为血没有清理好进入脑部，他有一段时间丧失了语言能力，这对他打击很大。后来请到三个脑科医生会诊，在医院住了大半年。

他的历史小说写不出来，與我签了五年合同，但我平常只能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了一年，我又回到了《明报》。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可能传达出一种出世的观念，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是入世的。我打个比方，金庸在东吴大学念国际关系法，他一直想报效国家，跑到外交部向乔冠华毛遂自荐，想进外交部做外交官，当然他是进不了的，因为阶级出身不好。

1996年春与金庸在日本热海合照

金庸去世后，《一线》记者前往香港潘耀明的住所采访了这位金庸的“小字辈朋友”，他讲述了与金庸多年共事中的故事，个人对金庸的理解，并向《一线》展示了金庸当年为其手书的聘书，以及为他留下的文稿。以下是潘耀明先生的口述。

有一次，我在韩国的外语大学演讲，他们让我讲香港的文学，我就讲到金庸跟刘以鬯的作品，刘以鬯将西方的意识流带入中文文学，《酒徒》有他的文学成就。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另外一个贡献，他的文字是很纯粹的，“五四”以来，很多中国文学都欧化了，你去读“五四”的文章，文字是很别扭的，但金庸的文字没有被欧化，他等于是明清筆記文学的传承人，你从每一个章节中抽出一篇文章来看，都是一篇很优美的散文，他的文字可以当做中文的一个范本。

文人的抱负

金庸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明清、隋唐史都很有研究，他一直以来都想写历史小说，而不是再写武侠，实际上他在1975年就修订了全部武侠小说。那时他找到我，说你不如辞掉《明报月刊》，到我的明河出版社集团。他想我帮他創办历史文化杂志。他踌躇满志，希望在历史小说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历史小说。

金庸没有带过研究生，他也没有派研究题目给研究生，所以这些研究生觉得金庸没有单独跟他们讨论，或者提供研究方面的意见，就开始在网上起哄，加上一些浙江大学的教授也起哄，说金庸得到了很多荣誉博士，你没有真正的博士学位，怎能帶博士研究生呢。觉得自己要念一个真正的博士，因为这个原因他去到剑桥，从硕士念起的，先拿到硕士再拿到博士。

2011年6月14日与金庸摄于港岛香格里拉酒店龙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