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晚上，李咏的西装下露出荷叶边的衬衫领口和袖子，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在元宵晚会上，他的西装背脊上添了狐狸尾巴似的银色花饰。有人建议：李咏先搞清楚什么是美，什么是时尚。

甚至在春晚，他也有过“撒野”的念头。在接到2010年春晚主持的任务时，他“认真”地向导演提议：“让我想想啊，明年是2010年……您说，我在春晚演播大厅的房顶上，挂他2010颗大金蛋，行吗？”

为此，这个“坏小子”没少受过劝诫。据说有100个领导对他的发型表达过不满，“一个央视主持人，头发弄得乱七八糟”。他的言行举止也受到过非议，被人投诉过开玩笑没有分寸。有领导不高兴，希望他多强调精神财富。但他苦着脸替自己申辩：“我这都是大实话啊。”

他笑眯眯地站在现代版芝麻开门神话的入口，迎接着普通人来敲响命运之门。在那里，人们对物质的向往天经地义，悬在头顶的大金蛋看上去唾手可得。至于怎么敲中那颗蛋，成了李咏与观众之间永远玩不腻的游戏。

星空华文传媒副总裁徐向东对《贵圈》回忆，在录制节目《智力大冲浪》时，李咏很敢演，“很活跃”。徐向东记得，一起录节目王小丫不会演小品，李咏很主动地说“我来带你”。那次之后，第二年李咏和王小丫就一起在春晚上演了小品。

压力更来自舆论。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年达，李咏的节目在夹缝里生存，先是要担心自己发挥好不好，再到后来，还要操心一句话说得妥当不妥当。

1998年夏天，正在中央电视台当主持人的李咏，受大学同学邀请，为一个名叫《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节目配音。这个片子跟央视那些一本正经的历史片、纪录片、科教片都不一样。

在自传《咏远有李》中，李咏回忆起节目的片头：花花绿绿，闹闹哄哄，几个大写英文字母“GO BINGO”。直播节目里，演播室大门敞开，购票即可进入，参与现场博彩。场内人声鼎沸，每期竞出一名大奖获得者，随着“砰”地一声巨响，20000英镑从屋顶哗哗地往下飞。

不只现场的观众高兴，电视机前亿万观众也被调动起来。2001年一本财经杂志甚至用《真给东西》发文，探讨这档节目在经济层面意义。一夜之间，“幸运”成了中国大众的流行梦想。《幸运52》大受欢迎，成为央视二套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李咏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持人。

早在10年前，李咏就设想过自己的葬礼。他有请求：前来的亲朋友好友，别送花，给我送话筒吧。他描述中的画面是这样的——舒缓的音乐中，旁白在播报：“前来送话筒的有……”没有抱怨离别，他闭目在话筒丛中，特别安详。

“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我李咏这辈子就好说个话，所以临了临了，都走到这一程了，还在这儿说话。没吓着你们吧？”这个以嬉皮搞怪开创了央视一代综艺之风的主持人，没有放过调侃自己的死亡。在葬礼上，他用这样的方式自封“终身创意奖”。

这是李咏选择的方式，以此向他的观众告别。

在有关李咏去世的微博下，有人许愿想再砸一次金蛋，好让这位主持人能回到舞台，和观众说几句俏皮话。

《幸运52》让“默默无闻混了7年”的李咏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主持人。节目拆掉了和观众之间高高的围墙，让普通人成为舞台主角，谁都可以报名参加，一个电话打过去，再平凡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智力和个性，在央视的舞台上参与对抗，并获得回报。

显然，李咏无法一直自在地“撒疯”下去，但至少在衣着打扮上，他勉力坚持着自己的风格。他几乎所有的T恤、便装都是由日本服装设计师佐藤孝信专门设计的，独一无二。花里胡哨的西服是他自己设计定做的——他说选择西服是为了给普通观众最隆重的礼遇；而一头长卷发5年来一直由指定的法国发型师打理，别人不能碰。直到2018年4月13日，在哈文49岁生日当天晒出一家三口的合照里，李咏剪掉了标志性长发，换成一头干爽利落的短发。

运营编辑/许虎 姚雪儿

这档“另类”的节目有着同样另类的主持人：瘦长个，细眯眼儿，衣着浮夸，留着长发，染着几绺奇怪颜色，似乎总也站不直，歪着嘴坏笑时脸上满是褶子，还动不动就大叫。他的大烟嗓总在逗大家笑；他很时髦，会说“拉风”、“886”这种当时最时髦的词儿；他放得下架子，经常逗趣地自称“在下”。

好在正赶上央视二套的经济类节目全面改版。央视二套过去的节目，最常见的形式是请几位经济学家到演播室里，和端庄的主持人讨论“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大事儿。怎么能让经济类节目喜闻乐见，如何让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在一起，寓教于乐，正是当时央视领导们希望探索的。他们很快敲定，这节目我们要了。

采访/曾妮 文/郝继 编辑/方奕晗

听到李咏去世的消息时，主持人鲁豫问身边的小时工小陈：你知道李咏吗？他去世了，我挺难过的。“小陈的脸一下子就变了，涨得通红，憋了半天说，我好难过。”鲁豫告诉《贵圈》，四川姑娘小陈是85后，平常很腼腆，不太表达自己。这更让她觉得，在听到李咏离去的消息后，最最普通观众瞬间的伤痛反应，是对主持人最好的褒奖。

李咏在当时面临的压力，可能很少有人能感同身受。央视流传着一个段子：医务室的安眠药除了被崔永元拿走，剩下就都被李咏开走了。失眠首先来自录制节目，李咏在节目里“一蹦三尺高”，带头“撒疯”，一天两场，甚至连着六七场。他兴高采烈地把观众送走，回到家，兴奋劲儿迟迟散不去，根本睡不着。

“录节目中间，难免有些磕磕碰碰，可能不会像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顺当。放心，会留给你们足够的尿尿的时间。”

“有什么意见请举手说，别上台抢话筒，也别给我使绊子。否则别怪我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糗！”

不提供沉重的价值观，李咏在舞台上全心全意地讨好观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是他的真意。

那是一个人人都想发财的年代，无数年轻人在为一夜致富的美梦而癫狂。美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在电视里大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成千上万的声音回答：“我！我！我！”那些没有本钱、没有资源的普通人，除了炒股买彩票，隐约又在电视里找到新的希望——参加电视台里的益智节目，用智力获取财富。

但过程远非他描述中这么轻而易举。那时候他带着样片，先去了自己所在部门——央视对外部。领导的回复简单直接：“这个节目不适合中央电视台。”他又把节目推荐给隔壁文艺中心，直到3个月后被告知“这个节目没法嫁接”。

在第二档代表作《非常6+1》里，李咏的开场白往往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把这么宝贵的时间给了《非常6+1》。你们旷课的旷课，旷工的旷工，有的还耽误了约会。既然到这儿，我只有两个请求，第一，别把自己当外人，进了演播室，就都是演员，我们共同努力。电视机前还有更多的观众，气氛靠谁？就靠你们了。”说到这儿，李咏一定会给大家鞠个躬。

有人说在央视，崔永元有思想，做节目如下围棋，白岩松有深度，做节目如下象棋。李咏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玩跳棋。”跳棋简单，几十颗最普通的玻璃球，规则也简单——但“跳棋可以大家一起玩儿，你象棋六个人下给我看看？”

划重点：

李咏曾对媒体谈论过那段经历。从《幸运52》诞生第一天起，到最后退出，整整十年，他没有缺席过一场，甚至延误都没有。“这个我可以顶天立地地讲，除了设备出问题，我个人没有出过问题。”

李咏事后总结：“商品经济时代，《幸运52》的出现是意料中的事。观众也有这种娱乐的需求，电视作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家庭娱乐的工作，有这种类型的节目出现，才好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要。”

此前李咏在对外部主持《天涯共此时》，成天张罗着两岸寻亲，帮“北京刘大妈”找“台湾王大爷”。观众记不清他的脸，只说“老坐着，腿有毛病”的那位。站在《幸运52》的主持台上，他来劲儿了：“我这人在乎过什么啊？我偏偏就在乎了这节目。”

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不肯让别人碰自己卷发的李咏，那时候正在承受什么。

甚至有人身攻击。作家王朔的朋友曾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有过这样的指责：“要我说李咏这样的就该清除出中央电视台。你国家电视台就该很正统，地方台可以有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他穿的那身衣服，就是18世纪法国皇宫里看厕所的人穿的，你非给穿上，贵族不穿这种衣服。中国没有贵族，只有暴发户。李咏可以跟山西的煤老板相提并论。”

在李咏眼里，演播室就是“夜总会”，谁呼哨打得响，谁带头嗷嗷叫，他就认谁是雷锋。

徐向东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咏时的样子。“他穿着T恤和喇叭裤，西装搭在肩膀上，一个人拉着行李箱，走路飞快，就跟一个小镇青年一样。”实际上那时候的李咏已经上过春晚，是家喻户晓的主持人，以5亿身价称冠《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

如果说赵忠祥是央视舞台上的“男性与父亲”的象征，倪萍是“女性与母亲”的象征，那么“永远站不直”的李咏，就是央视主持人中的“坏小子”。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我就是奔着大俗特俗去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圈（id：entguiquan）

调侃观众后，他当然不会忘记狠狠地调侃自己：“今天，我希望诸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我尽可能地带给你们快乐。请大家热烈欢呼，能多热烈就多热烈！为什么？我就是想通过你们的欢呼让电视机前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李咏这孙子到这个岁数了，还这么红！”

抗癌17个月，没有任何风声传出。没有解释，没有叫苦，没有煽情，沉默地与病魔抗争，直到悄悄离开。葬礼之后，妻子哈文才用“永失我爱”四个字，通过微博向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在《非常6+1》里，他公然站在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喊话：“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只要1块钱，万一砸出个数码DV呢？万一砸出个海南双飞呢？”

在无数人心目中，李咏代表着一档“直接从天上撒钱的节目”。

《幸运52》成就了李咏，李咏也给这档“异端”节目带来了特有的风格。他喜欢“新奇，好玩儿，与众不同”的综艺节目，更热爱那些参与其中的观众，“他们充满热情、激情，跟我一起撒野，随着我的节奏开心着，亢奋着。”

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节目应该引入中国。

2018年10月28日，李咏的葬礼在美国纽约举行。消息传来时，他已去世4天。

他的观众是最普通的人。他津津乐道自己以前开车在街上，只要一停下来等红灯，大街上削菠萝的小贩就凑上来跟他打招呼，“关系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