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么洒脱，为什么没有离婚?黄秋生说：“对孩子肯定会有影响，他虽然表面上说理解我，我明白，一个小孩不会很准确的去把握这种状态，一定对他潜意识里造成某些影响，看不到，但他长成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反射)。所以呢，尽量就不要离婚，装都要装下去。”

但他觉得父亲不是一个坏人，“他帮很多人，帮我妈已经是很好了。我妈那个时候有肺病，病到差不多死了，他帮我妈找了一个地方给她住。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谈恋爱，是从帮我妈开始。然后不知道我妈是感激他，还是怎么样，才开始谈恋爱。”

黄秋生大概从那时开始接触一些左派的思想，他读《空想社会主义》、看《红旗》杂志，觉得无政府主义“酷毙了”，后来又想去内地参加共青团。70年代的香港，思想左倾的青年很多，全港400万人，左派占了1/4多，他们单纯地反对港英殖民统治，信仰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港英政府对共产主义思想管控严格，弄到一本《毛选》不容易，黄秋生因此跟一些地下书店稔熟，但他不知道，政府会在书店外拍照，谁进去过都会有记录。

作为一个“异类”，黄秋生除了战斗，其实也有一套与他人共存、且行之有效的生存法则。他说过，“我如果妥协，也是战略性退却，为了下一次进攻，为了更好地再一次出发。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样啊，为了保留实力，毛泽东的思想、战略好厉害。”

在讲这句话时，黄秋生的表情是他所有公开形象中从未有过的小心翼翼。他希望人们觉得自己是个“goodboy”。

做演员一开始是为了赚钱，他经常说没钱都不能养命，还养什么艺术，这也是同辈香港电影人的基本共识。但他做得很不顺。演艺圈和外面的世界一样排斥混血。尽管香港上层遵照英制搭建行政、司法系统，但民间社会仍旧是彻底的华人世界，“黄皮肤黑眼睛”是华语影像主流符号，像黄秋生这样特征明显的混血长相一开始只能演“杂种”。

黄秋生也说，他喜欢鲁迅、喜欢毛泽东，喜欢姜文，他们都是有“战士的特质”的人。他还喜欢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贝多芬，他有很强烈的英雄情结。

得知演艺学院开班，他就决定退出亚视去报考，尽管他也不知道读完之后会怎么样，也可能毕业就是失业。在演艺学院读书的三年，几乎每个大戏他都是主演，1986年演完舞台剧《大鼻子情圣》，法国文化协会专门写信到学校表扬他。

正因为没有刻意，过程和结局才堪称梦幻。

“前几天跟两个好莱坞的监制聊天，我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我的故事通常都很童真，童真的故事都是讲爱的，讲家庭，当然是有趣的故事，不是那么平淡的故事。”

最近的五年，他感觉越来越好。接下来，他还要去完成一些想做的事情，比如把脑子里的一些故事拍出来。

“我跟垃圾桶有什么区别”

为了工作，母亲无法照看黄秋生，把他送到寄宿学校读书，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学会了打架、爆粗口，有人骂他，一定骂回去，有人挑衅，一定打回去。

黄秋生曾经被称为全香港最毒舌的人，他自己说，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2010年，黄秋生批评内地剧组，“这边在喊，我X你妈……那边就更大声地喊，我X你祖宗……其他人在做什么?没反应!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激烈的语言有任何反应。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神经病院。你说它是中国特色吗?你说这样可以专业吗?不可能的事情……”

幸好，对方态度很好，当即回了邮件问他几时可以去澳洲见面，次日一大早又打来电话，“他们说商量好了，下个礼拜就来香港见我。”

第一年拿影帝，他主演的《八仙饭店之人肉馒头》是大冷门，大家原本想恭喜的是刘青云。活动结束已经很晚，连饭都没吃，黄秋生一个人拿着奖杯走在尖沙咀，很孤单的感觉。后来他打电话约导演邱礼涛出来喝酒，黄把奖杯放在桌子上，没人看、没人理。

家人对他前途的安排是老老实实去卖货或者开车。黄秋生考亚视培训班，入学要找人担保、交保证金，大姨告诫黄秋生的母亲：你不要给他进去，你给他进去你就会后悔。几年后，黄秋生在亚视拍了不少戏，遇见演艺学院招生，想去深造，母亲准备借钱给他读，大姨又说：你不要给他读书，他读完书之后就会有思想，你会后悔。

黄秋生以前经常自嘲，说自己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超级值回票价”：“单亲家庭，被父亲遗弃，以父亲为耻。中英混血然后家里好穷，哇，好精彩呀，我就差是个同性恋，就完美了!”

几天的相处，他找到了自己的根，从哥哥们的描述中，他知道自己那些无缘由的暴脾气，感性和童真，其实都源自这个与自己血脉相连，仅相处了四年，之后再未见过的英国男人。黄秋生说，父亲走后，他恨过，试着忘却过，废过，直到近5年才终于找到认知自己、与自己和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而后，他就迎来了这个好消息。

然后，他说出了整个采访中最不丧的一句话：“我觉得应该是你自己先改变，然后你的生命里面才有一些东西再锦上添花。”

于是，我们在采访一开始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但黄秋生可不准备这么煽情。他不打算用中国式的祭奠告慰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明天就是清明节。

腾讯娱乐专稿（文/邵登 许云泽 编辑/华妃 ）

黄秋生很早就到过内地。70年代后期，他和母亲及继父的家人一起来到广东中山旅游，遇见农村的小女孩，连鞋子都没有，向他们推销甘蔗、铜钱、草药等货物，看到继父的家人跟小女孩讲价，黄秋生很不爽，“我心里面想，你们那么有钱，几毛钱一条的东西，你还说两条吧，你怎么忍心讲价呢?你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甘蔗买下来。”

“我也不是笨蛋”

更具体的影响作用在婚姻家庭当中。据说他当年结婚不久就搬了出去，婚姻关系在夫妻分居状态下持续了很多年。黄秋生解释说：“那是因为两个人经常吵，我们个性都很硬，就不要常见面。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很忙，真的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回家就是洗澡，然后睡觉，睡醒了就出去，根本就没有时间留在家里。”

“心情很好奇，他们会长什么样?第一句应该讲什么?见面之后应该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

黄秋生很喜欢看书。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很多书没地方放，他就把书暂放在母亲家里，自己去大姨家借住，住了不久又被赶了出去;后来稍微有了条件，他租了一个很小很便宜的房子，立刻把书搬了回来，没处摆床，他就睡在书上。

“那三年，哇!放松的不得了，有一些好同学，非常好的老师。那个年代是学院刚开始，没有那么多规矩，可以到其他的学院看人家跳舞、听音乐，到处跑。” 他说，那种快乐仅次于找到哥哥们。

“原来我跟他们都是一样的”

有一次，家里要去台湾旅游，就黄秋生的签证没有下来，“我有一个舅舅是在台湾当’外交官’，我妈去问，舅舅回她说，你最好叫他不要来，好像他家里面有五星红旗。”他现在还是不清楚，自己房间里藏着五星旗怎么会被知道。

后来他又出演了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在里面演一个教师，弹着吉他，哼唱印度民谣《美丽的梭罗河》。姜文说黄秋生，没想到六七十年代的那些红歌、诗词，很多他都会唱、会背。

黄秋生也曾外表俊朗。但他没做过成为刘德华和周润发那样偶像派的梦。“那个年代，混血只能做反派。”

很多人说，老Perry根本就是个渣男，黄秋生不可能看不明白。哥哥们对这个父亲也表达了不满，他们惊异于他竟然对远在香港的母子不闻不问，甚至提都没有提起过。

“你说那是中国特色吗?”

夹缝生存，如果对人生还有一点期待，就要努力壮大自己。在亚视训练班学习时，他发现了自己对演戏这行的热情，但签约亚视之后，他发现拍电视剧的工作不是表演，“是装模作样，在浪费我的时间。每天都在等等等，从早等到晚，那个时候他们对演员的安排当你是垃圾一样。”

半个世纪后、跨洋寻亲成功的故事，一度被认为是香港身份隐喻中的一个奇迹，而这个故事本身还没有结束。

尽管寻求过各种理想、信仰、解释、尝试过发泄、逃离、又重启，但“异类”模式对他产生的影响经常显现。他玩摇滚，搞地下音乐，后来干脆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达意见、嘲讽乃至谩骂。

采访这天是4月4日，再过一天是4月5日，黄秋生找到父亲家人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后来有同为混血的朋友告诉他，广东人口中的“鬼佬”也许并不是侮辱，就像一个很粗鄙的诨名。回想起来，黄秋生认为那时的火爆源自深深地自卑感，是一种过于强调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一个人是自卑的，人家说什么你都觉得有问题。”

父亲是当年港英政府的官员，母亲祖籍广东江门。4岁以前，黄秋生就生活在这个中英异国结合的家庭里，而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香港稀松平常。作家陈冠中“香港三部曲”中的《金都茶餐厅》里写过一个主角“咸虾灿”，母亲“黑瘦广东人”，父亲“肥白英国佬”，以这类家庭为基本单位，映照了香港社会“半唐番”的征象。

划重点：

母亲很疼他，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自卑。母亲的情绪问题让她成为黄秋生口中的“自杀专家”：“年轻的时候，她的个性是林黛玉式的，经常哭，她很喜欢诗词，写的都是李清照的那种，就是那种个性。”

但母亲并不弱小。她用她的执拗养大了黄秋生。父亲走后，原本是粤剧演员的母亲为了赚钱唱到失声，又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只能去做女佣。在黄秋生的记忆里，家里很穷，但没有一个亲戚施以援手，对他们母子讲的话都很难听。

但他当时并不表露。在演艺学院，他不跟人提自己在亚视的经历，毕业后，他签约了无线，很快又意识到不要跟人家谈论戏剧理论，“你要跟他们讲脏话，他们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可以跟你做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别人了解了你的经历，说你是学院派，我说我不是，我什么都不懂。你就要这样装不懂，千万不要跟他们讲这场戏怎么怎么样，这样你就完蛋了。”

回到香港等了两天，黄秋生又用电子邮箱联络了两个哥哥。等待的过程比这半个世纪还要难熬。黄秋生一直以来都知道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但对方对他毫不知情。他们已逾古稀，如何接受凭空多出一个弟弟?

“我已经很感动了”

三个月前，黄秋生在英国拍摄一部电视剧，期间接受了BBC的采访，谈的重点是工作，捎带讲到了自己的身世背景。没想到的是，采访在海外华人中影响很大，民间一个公益团体主动联系黄秋生，要帮他寻亲。

哥哥还告诉他，以前父亲去餐厅点了煮蛋，第一次上来的是溏心蛋，那个年代不兴这个，他生气，说鸡蛋没熟，让拿去重做。第二遍，蛋壳里进了水，口感差了，父亲便把煮蛋的人叫来，将整颗蛋拍到了对方头上。

黄秋生其实早就打消了寻亲的念头。

黄秋生试着去理解当年父亲的选择，如果自己做出同样的事，也许他也不敢和家人说，也许他也会逃避。

做了一百多年殖民地，临近回归的香港人对未知的明天充斥着末日情绪，罗大佑写了《东方明珠》，也写了《皇后大道东》，文艺界都谈论历史和现实问题，无暇关注一个演员。

但黄秋生已经非常满足了：“他们三代，有二十多个亲戚在那边。他们的儿子、孙儿都非常期待我过去跟大家见面，我已经很感动了。”

2007年，黄秋生接拍了电影《老左正传》。这是黄秋生在内地银幕的第一次亮相，他饰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诚的左派，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这个剧本他看哭了三次。

两个哥哥答应回去会跟姐姐讲这件事情，但等到现在，黄秋生还没有接到姐姐的消息，“也可能我姐姐不接受，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不敢问，不敢问。”

他还记得自己9岁时生病，母亲实在缺钱，就打电话给父亲，那边要母亲预支话费才愿意接听，电话接通，父亲也不愿给钱，称自己的妻子患癌，已经花了很多钱，从那之后，母亲便不再打给父亲。

出人意料的顺利，两个礼拜之内，父亲的所有资料都被找到了，还有黄秋生其中一个哥哥的电话。父亲早已另外结婚，生有两儿一女，后来带着家人移民澳洲，并且已经在1988年过世。

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天，黄秋生打了电话。因为当时两个哥哥在船上，联络到一名侄儿，只比黄秋生小两岁。他答应黄秋生会通知长辈。

上了不到一年的中学，他退学出来打工，汽车修理厂学徒、帮花店送花、当装修工人，什么都做过。最穷的时候，他被朋友领到一栋老建筑的楼顶，一个穿了洞的水箱可以遮风挡雨，在这里住了很久。做了演员以后，他还经常到吕良伟弟弟家打地铺。

至于现在，这种看似“不健康”的婚姻已经达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现在又不同。我现在回家多了，她就问，你还不走?我还要煮饭给你吃，我很忙。然后把我赶走。”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对于父亲的离世，他其实早就有了心理建设：“当然啦，算一算也知道，(活)到现在都一百多岁了。”虽然遗憾，但见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还是成就了他平生最开心的事。此前，他经常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真正开心过。

黄秋生英文名Anthony Perry，姓氏源自父亲，名字也是父亲取的。

黄秋生曾经说，如果给自己拍一部片子，第一个镜头就要拍父亲离开。现在这部片子有了不错的落点，设想一下，他敬上一炷香，与当年抛弃自己和母亲的父亲和解，与私生子身份和来自殖民地香港的歧视和解，与曾经一贫如洗、流离失所造就的自卑、痛苦和解……

“混血”的文化一开始并不意味着“交融”。在香港，华人和西人拥有不同的种族身份和生活范围，作为殖民“不经意”的产物，混血儿不得不遭受来自双方的挤压和疏离。本土香港人对西方人或畏惧、或羡慕、或忌恨的复杂情感，最后通常会化成一句“鬼佬”或“破该”，转嫁到混血儿身上。

他感慨说：“都是一样的，改不了。但这样真的不好，很不礼貌。”

四十岁后，黄秋生开始尝试着改变自己，约束自己的脾气，这种改变也影响了他的戏路。

那时候黄秋生读书也不行，还有坐不住的“活跃症(多动症)”，他常常感到无助，如果真的有什么人可以被称作废柴，当年他真的是最废的那个。后来他去拜访当年的老师，老师说：那时怎么会知道什么活跃症，就知道你是懒、是蠢。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说，那时环境、文化、气氛都不同。

两个哥哥带来了大量照片，临走的时候还留给了他一本。通过影像，这个叫做Fred Perry的英国男人在黄秋生的脑海中逐渐立体起来。关于父亲的事情母亲从来不会说，甚至提到都会态度很糟糕，黄秋生只能靠零星的记忆来拼凑。

黄秋生算好了这条路，觉得不亏：“你看，每一个人都争取做正派，反派没人要。每一部戏写一个正派，就需要一个反派，其实也是主角，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一路走到现在，要是一直走个帅哥的路线，早就完蛋。”

黄秋生想起自己以前在剧组里吃盒饭，觉得不好吃就扣到地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被西方广泛殖民的亚洲各处，像他这样不知父亲下落的混血儿何其多，凭什么自己能找得到。

迫于生计，母亲后来改嫁了，但境遇并没有好转，甚至比以前更惨。继父的家庭很庞大，她一个人要煮20人的饭。“我那个时候做汽车修理学徒，很脏的，收工的时候回去，脏到坐公车不怕没位置，你走过去人家都会跑开，我累了坐楼梯，楼梯比我干净。我等厕所去洗澡的时候，坐在那个垃圾桶旁，就想，我跟它有什么分别。”

晚上，家人去吃宵夜，和大家合不来的他自己留在宾馆，就着昏暗的灯光，他和门房的阿姨聊天，说想不通为什么内地会这么穷。门房阿姨想了半天，回答他说不是社会主义不好，是四人帮不好。

但斯人已逝，血缘的感应最终超过了价值判断。曾在香港生活过的两个哥哥带他去一家餐厅吃牛排，去了之后，店家居然记得这两个几年前来过的鬼佬，黄秋生问店家，为什么你们会记得他们?对方答：因为他们吃完之后跑到厨房去跟厨师握手。黄秋生心想，这不正是他自己的习惯吗，“我经常会这样去搞人家，吃到好吃的我就会跑进去找厨师，竟然连这个都是一样的。”

寻亲让黄秋生发现，自己与来自父亲这一边的血脉同构的地方还有很多，父亲喜欢打拳击，黄秋生也爱，两个哥哥组过乐队，黄秋生也组过，还发过三张专辑，从未谋过面的奶奶以前是开书店的，黄秋生说，怪不得我那么喜欢泡书店。

回想起从前废柴一样的自己，他说，这辈子很少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一张臭脸不是扮酷，是真的找不到希望。

黄秋生当然不是笨蛋，只是运气有点烂。

记者惊讶于这样一个脾气火爆的人竟然懂得藏拙，黄秋生笑笑说：“我也不是笨蛋。”

都是成年男性，见面的过程看起来很平常，“没有很激动，就是你好、欢迎你、车在那边，我帮你拉行李。”神奇的是，上车后不久，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里，大家已经烂熟，剩下的几天，也就是吃、喝、交谈，这让黄秋生觉得，“好像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认识的。”

“(左派)在那个年代是很rock的精神，有些朋友是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但是都觉得谈论左派思想太敏感。所以我都没有跟别人谈论，免得大家吵架。”

《无间道》后，黄秋生开始接演一些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温暖的角色，变态、杀手、边缘警察逐渐从他的片单中消失。后来，他又重新开始演舞台剧，2016年演了《仲夏夜之梦》中的“仙王”奥布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