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上映后，大家商量着要不要去看，但响应者寥寥。影片取景的场地正是在总政歌舞团，但据观看了影片的老团员们反映，这个故事很难引起他们记忆的共鸣，“精神内核太不一样了，”尹建平说，“艺术作品是虚构的，真正文艺兵的流泪、流汗、流血，付出艰辛的那样一种过程的东西，那部片子里根本没有。”

“现在觉得是太幼稚了，但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容忍”，看到电影里“垫胸”的情节，邵燕黎回忆起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妒忌吧，她比你漂亮，或者业务比你好，就要搞点小动作发泄情绪。电影里拍的都是很真实的。”

行当之间也有高低。“比如冯小刚做的舞美行当，在文工团里是被人瞧不起的，”邵燕黎说，“又不会唱，又不会跳，那些漂亮演员，他是想够够不到。”

文工团里的“鄙视链”首先是从业务能力开始的。像邵燕黎这样半路出家，18、9岁才开始压腿、下腰的，跟那些艺术院校上来有童子功的人，显然没法比。好在当时的演出以集体舞为主，比如《丰收舞》、《洗衣歌》，也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展示，图的是一种精神面貌，要热热闹闹的，“只要会对台词，舞台形象高大全就行了，”邵燕黎介绍道。

如愿入伍的尹建平和他的战友们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在5分钟之内打好背包，10分钟之内到广场集合，早功练到6点半，7点吃饭，8点钟接着上午课。每天每人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要在舞厅最少自习几个小时。睡觉的时候，就用背包带把腿绑在床头练功。当又掌握了一个技巧，完成了一个难度动作后，他们会记在日记里。

“你们还来啊？你们女同志还来啊！”

枪声惊动了其他士兵。大家纷纷走出防空洞查看怎么回事。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文献中我们找到这样的数据，到70年代中期，我军兵员超过600万人，达到历史最高，部队专业和业余文艺演出团体也迎来了它们的全盛时期。

但文工团仍然需要大量能在《智取威虎山》里翻跟头的人。在各地的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当兵、尤其是文艺兵，以神秘的幸运和荣耀吸引着社会上的青少年。政审的裁量尺度于是成了秘密，“何小萍”们被通过各种途径特招入伍。后来，他们中变成精神病的确有其人，东海舰队文工团就有一个。

那是《血染的风采》诞生的年代。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血染的风采》原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徐良，坐在轮椅上，拖着被炸残剩下的一条腿登台，与女歌手王虹一起演唱了这首歌，红极一时。伤痛与流血牺牲留在前线，荣光与英雄情怀传遍后方，成为战争的一个特殊注脚。

红底黄字的《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发下来以后，他的母亲在家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一直喊了二十分钟。

几个领导干部都签字后，年轻士兵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几个战友轮流背着这个年轻人，艰难地行军好几天后，怨气被再度激发。轻伤队被敌人包围，枪炮声就在不远处，情况危急。

1979年在广西前线，尹建平因一次摔伤导致半月板断裂，只能手术取了出来。这之后，他又坚持跳了近十年。1991年，他在总政歌舞团就地转业，到了中国剧院工作。

那是1950年11月的鸭绿江。对面就是被兵燹撕裂的朝鲜。

一名志愿军士兵爬回后方。他的脚受冻不能走路了，就用双手爬行，路上遇到冻死的志愿军士兵，就把他的鞋子脱下来，套在自己手上。看到一群女兵，这名爬行的士兵着急地说，“你们还来啊？你们女同志还来啊！不能来！前面白脸、黑脸都有！”白脸、黑脸，他指的是对方联合国军士兵中的白人和黑人。后来，吴琴在俘虏队伍中真的看到了白人和黑人。而这些俘虏看到志愿军中竟然有女兵出现时，露出惊奇的眼神。

更多的时间，他们都在排练节目和去各地演出中度过。他们坐卡车、乘轮船，去福建、舟山、连云港等海军前哨基地，去更远的接收不到信号的海岛上，二三十个人，为了岛上的两三个战士们演出，给他们唱一首《父亲》或者《母亲》。有一年，他们去的一个小岛上狂风暴雨，没有船去接，岛上储备的蔬菜和肉都吃光了，战士们就把现养的羊杀了给他们吃。

当年一起去应征的还有尹建平在地方宣传队的校友唐国强，但唐国强的家庭历史问题不清楚，所以他就没能过关。

“这么问的都是没有当过兵的，或者当的不是文艺兵的，”邵燕黎说，她的微信里有三个文工团战友群，大家对《芳华》都“不屑一顾”，少有讨论。

1970年冬天，另一名少年尹建平为了参军入伍想尽办法。那年他才14岁，他的同学们都当兵去了。政审卡住了他，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尹建平参加总政歌舞团征兵时不过关。“我就找我爸商量，要和老爷子脱离父子关系，”他说。他爸爸脑子“轰”地一响，但最后同意了。他就写了一个脱离关系的声明书，跑到青岛武装部去交给总政歌舞团的招生组。招生组的人看到这封信后很感动，又到他爸爸的工作单位调查。后来上面批了几个字：只要父亲问题清楚就不要影响孩子的前途。

1975年，中日刚建交不久，尹建平被选入赴日演出代表团，在日本，他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为当时“断绝关系”的旧事道歉。父子冰释前嫌，更好的生活正在展开。

“一定要消灭战争”

再逾越半步就不行了。邵燕黎当时是舞蹈班的班长，经常需要处理那些在鞋子里垫东西、让自己显得更高的队员。太爱干净、每天洗衣服也被列为资产阶级思想作祟。有一个女兵，长得很白、很漂亮，弄了一支口红自己偷偷涂，还抹腮红，被发现以后，班里就隔三差五开学习会批评讨论她的思想作风问题。

“飞机打的。”年轻人说。

过江后，天太冷了。部队发放的薄棉袄毫无作用，文工团士兵就把随身带的毛毯剪掉，缝在衣服里面御寒。许多士兵被冻伤。有的士兵冻伤了，但穿的棉鞋不能脱，因为一脱鞋，皮肉都黏在鞋子上面，里面是五个血淋淋的脚趾头。

“你还能记得有过我这么一个人”

在朝鲜战场，为了躲避飞机轰炸，轻伤队都在晚上行军。有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年轻士兵，是个共青团员，一天晚上出发前，他走出防空洞，用一杆步枪朝自己的膝盖部位开了一枪。他害怕到前线会死，就想出了这个办法让自己变成伤员，也许可以被送到后方。

有次，尹建平到老山前线猫耳洞里面给两个被困的伤员喂饭。猫耳洞很矮，他戴着钢盔，进去以后站都站不起来，还要表演。他就临时发挥，坐在那里给两个战士“跳”《十五的月亮》。他坐着不动，一边唱，一边手舞。在逼仄而危机四伏的猫耳洞里，同样面临死亡恐惧的三个年轻人，完成了一次最小单位、却弥足珍贵的慰藉。

战地文艺兵的经历，让尹建平觉得自己配得上“功勋演员”的称号。后来他写了100多首歌，编写歌剧舞剧。同辈的战友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大家在群里聊大腕明星几百万上千万的薪酬，探讨文艺兵体制改革，并在每年的相关纪念日怀念毛主席和周总理。

根据吴琴的回忆，年轻士兵后来也没办法了。他自己也很后悔，要求把他枪毙，不要拖累了大家。

1968年，18岁的邵燕黎入伍，成为海军舟山413医院的一名卫生兵。这是《芳华》的同龄人。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在当年10月到次年1月间，全军组织了规模盛大的专业宣传队文艺汇演。邵燕黎和她所在的基层宣传队参加了这次汇演，还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在朝鲜行军，最大威胁之一是美军的飞机轰炸。文工团有两匹马，驮着表演用的幕布、服装和道具。一次飞机轰炸，马被炸死。炊事员是老战士，对此很有经验，他将马肉割下来煮了，烧成肉松。大家都把肉松塞到口袋里当干粮。

在多方联系、采访的过程中，更多的文工团老兵则对当年的故事缄口不言。

时代也会以更多种方式凝固下抒情的轰鸣。在一张照片中，数十位姑娘小伙子在前线围着一辆坦克合影，脸上洋溢着笑容。原总政歌舞团演员王莹总结说，假如你现在过得好，你就会忘掉以前的伤痛。

划重点：

“这个伤哪里来的？”有人问这个年轻士兵。

1978年下半年，首先是昆明军区的首长突然开始密集地视察，一位首长在视察中对从戎的年轻战士们说，希望你们为人民立新功。“机会”很快降临。1979年2月17日零时，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起先是西南边陲，然后是华南、华东、中原、华北——士兵们一车一车地被送向战场，战争的阴影又一次向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笼罩而来。

“没有说不去的，必须服从命令”

而很多年以后战友聚会，他们还会拿当年的一个小战士开玩笑，在那时，小战士到处同人“分享”一个经验，在前线的车上想保命，一定要往后坐，坐在前面的人更容易被流弹打死。

而对亲历者来说，影像背后，战争遗产毫无疑问还包括血腥记忆和生命脆弱的喟叹。93岁的吴琴没有看过《芳华》，当她回顾起自己被战壕、行军和血肉横飞的记忆交织而成的“芳华”时，她说道，“一定要消灭战争。”

“冯小刚别对他有更多的要求，他就是这种导演，他就是这种水平，高素质谈不上，他就是一种年轻的情怀的宣泄而已了。就把它当成一个娱乐片娱乐一下而已了。”她这样评价。

那时候，部队兵员是不允许烫头发的，但文工团的小姑娘是特例，大家都把辫梢烫成卷卷的。同样代表着特殊身份的还有皮鞋。整个部队只有文工团才允许穿半高跟的皮鞋，一个团走出来，非常引人注目。

吴琴之后了解到，因为怕死而被处死基本就是战场上的规矩。吴琴的档案里也因此被记上一条“签字枪毙过一个人”，还背上一个处分，走到哪里都带着。

邵燕黎并没有参加过战争。退休以后进到干休所，她对部队生活念念不忘，组织了“军之声”红歌合唱团。这个民间合唱团里都是退伍军人，他们集体订购军装风格的演出服，实行部队的管理方法，到今年正好是十周年。

实习编辑/张婧桢

后来，战争双方逐渐进入胶着状态，互相偷袭。1987年那次，他们走得最深入。老山前线的几个主要阵地，一个叫老山主峰，一个叫八里河东山，一个叫那拉口子，都是最险要的地方。尹建平所在的小分队全上去过。那一带经常有敌人的炮弹落下来，经常是本来他们要演十个节目，演了六个就得赶快撤离。他们刚撤离，就听见后面有炮弹的巨响。

但服从是部队的铁律。闹也不敢闹，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斗私批修”，邵燕黎最终留在了刚成立的东海舰队文工团，开始了她近30年的文艺兵生涯，直到退休。当时这个团的文艺兵，最大的将近40岁，最小的8、9岁。

第二天，特工连加入战斗，数十个士兵在高地阵亡。

多数人要求将年轻士兵枪毙。“不能让他累赘了大家，一定要枪毙！”吴琴记得有人这样说。另一个来自战场经验的理由是，“他这么怕死，你现在不把他弄死，以后会很麻烦，冲锋的时候会更麻烦。”

“那个涂口红的女生现在在哪？”我们问道，

文工团的另一大任务就是照顾伤员。1950年11月7日，第二次战役打响。部队伤员都住在朝鲜人挖的山洞里不出来，大小便都在防空洞里。美军飞机扔下来空罐头瓶。文工团员们出去就捡空罐头瓶，发给伤员作为大小便的“马桶”，第二天早上起来，文工团士兵再去收过来丢掉。冰天雪地里，这些罐头瓶一会功夫就冻得和石头一样坚硬。几天后，空罐头瓶也找不到了，他们就把用过的架在火上烧，把里面的粪便烧化后倒掉，然后用雪将罐头瓶洗干净再发给伤员。

（本文亦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共和国史研究员 孙杨）

死亡司空见惯。“有的伤员还有一口气，带回去摇摇他，气没了。有的回来还在‘哎呦’，待会再去摇摇他，就死了。”吴琴回忆，死者的被子、衣服会被拿走，盖在活着的伤病员身上。

挤在原本用于运送牲口的卡车里走了一路，直到过江前，他们才知道行军的目的。上级做了战争动员。江上有一座用木头搭建的简易桥，上面覆盖着稻草。他们就从简易桥上跨过鸭绿江。

1987年的一个晚上，尹建平的分队为47军的一个特工连表演。第二天一早，这个特工连就要上山拔掉敌人的据点。演出在军部食堂举行，观看演出的特工连的战士全体穿好了军装，带着武器，胸前别着特工连的符号。特工连士兵们多是十八九岁，岁数大一点也就二十出头，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入伍，参加了为期仅3个月的“战前加强训练”，一些新兵连卧倒还没熟练。

与这个将近30年没有打过大仗的共和国及其军队一样，20出头的尹建平对战争毫无准备，尽管他们也要学打靶、学扔手榴弹，要野营拉练，从北京走到狼牙山。但动员大会以后，总政歌舞团40多个人分成几个小分队，全都上了前线。“没有犹豫，也没有说不去的，必须服从命令，”尹建平这样说道。

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有文工团的国家，人们对于这个群体的属性的理解注定是模糊的。只是在很多年以后，直到都转业以后，直到文工团都解散了以后，战友们重聚，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当年文艺兵的谁谁谁跳过什么舞，参加过什么节目，第几个出场，辫子有多长，甚至去舰队机关浴室去洗澡，是怎么出来的。“都要争当五好战士”，大家在同一个逻辑下生活着。

腾讯娱乐专稿 （文/曹华飞 高龙 责编/许云泽）

“当兵的时候不能表白，提干了以后才能表白”

但那些对伤口有丰富经验的老兵们迅速辨认出了真相。

她不想去，一直哭。她是干部子弟，从小学起读的就是部队学校，当兵分配到医院以后表现不错，组织上是承诺以后送她公费读大学的。去文工团能干嘛呢？她知道自己不过是歪打正着，长相正气有工农兵的架势而已。

对普通人来说，战争-和平-再战争的大局逻辑，从来都是吊诡而无法抵抗的。把《芳华》所讲述的故事的时间往前推30年，当时20军60师文工团的吴琴来到东北那条陌生的河流前时，她知道她将经历生命中的第三次战争。而共和国刚刚站到和平的一边，喘息尚未平定。

谁也没有料到，战争突如其来。

那晚，尹建平也跳了《十五的月亮》。郁钧剑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演出完，特工连士兵们很激动，还拿出自己的日记给演出人员看。“看完今天的演出，明天上战场，死而无憾。”一个战士这样在日记上写着。另一个战士拿出日记本，让尹建平给他签字。还有一个战士说，“尹老师，我明天上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了。我拿一张我的照片给你，你留着，回头你还能记得有过我这么一个人。”结果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照片。

但回到上海好几天以后，她一直在想，还要再看第二遍。

1953年，朝鲜境内停战。这场战争的结束同它的起源一样，至今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志愿军在战争中共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因伤致死3.46万人。战争结束后，文工团女兵全部转业了。她们先到山东曲阜孔庙修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分散到各地。吴琴把很多老照片都捐给了博物馆，她经历的历次战争的物件，也已经不在家里了。

“走（去世）了，去年突然就走了。她一直活得很潇洒。”她说。

文工团内部的这一套斗争机制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和当时全国上下笼罩的氛围高度一致。邵燕黎对此非常熟悉。入伍前两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她在青岛初三快要毕业，戴着工农兵袖章参加了学校的红代会，后来还做到造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但是我们没有搞打砸抢，”她强调。

邵燕黎去重庆看望儿子的时候，到电影院看了《芳华》。票是她的亲家母提前给她订好的，“演的就是你们文工团的故事，你一定要去看看”，亲家母说。

战场上除了流血牺牲，还有更残酷的事情。

《芳华》公映以后，不断有人来问，大姐出来说说话，这个片子讲的是真实的吗，抹黑文工团了吗？你跟冯小刚合作过，他到底怎么想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造反派的头头”

和文工团从存在伊始就担负的职责一样，在朝鲜，他们的任务是文艺宣传。每次战斗结束后，队伍休整。他们去战斗部队了解情况，就立即把战斗英雄的事写成歌词，配上曲子演唱。有时他们还编快板和小剧本。表演中，还有人扮朝鲜的老太婆来慰问伤员。

1979年、1985年、1987年的数次中越边境前线慰问演出，尹建平都参加了。部队到哪去，他们就地搭起野战台表演，鼓舞士气。搭完台以后他们就搭账篷住。1979年的行军途中，他们不断地在道路两旁的稻田中看到尸体。部队用大的枕木摞起来，把战士的尸体架在上面烧，烧完了以后，每个班登记阵亡人数，把阵亡者骨灰放在塑料袋里，然后写上名字。

“他这么怕死，不枪毙了以后更麻烦”

更大的冲突来自于阶级出身。干部子弟突然想跳舞，家里打个招呼就来了，跳了几天觉得没意思，家里动点关系又把他们调到别处去。邵燕黎和她的爱人是在部队认识的，彼时，她是兵，她爱人比她大5、6岁，已经提了干，穿“四个兜”。他一眼相中了邵燕黎，要同她处对象。但邵燕黎顾虑很多，怕影响自己前途，而且自己是干部子弟，对方只是小地方来的，门不当户不对。等到邵燕黎也提干以后，团领导就来找她谈话要她同意。“当兵的时候不能表白，提干了以后才能表白，”她说，“不是观念问题，必须是干部身份才行。”

今年7月10日，尹建平在朋友圈写下“印度军队又在西藏边境的乃堆拉山口挑衅，祖国的领土不容侵犯，解放军战士将用热血捍卫共和国尊严！”的文字。那是1984年他走过的地方，海拔4000多米的哨所要盖房子，16、7岁的战士们每天下山搬水泥转爬上山去，第二天再来。在山上，他们就睡在卡车里。

同《芳华》中刘峰的命运一样。2000年左右，帮人开过夜总会、在房地产公司给人帮过忙的徐良在北京天通苑小区租了一间房子住，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曾经是人人敬仰的战斗英雄。他和他为之贡献出了青春的那场战争一样，仿佛消失在了集体记忆中。

当时是“文革”期间，部队文工团流失了很多人，快速改造重建的办法就是从各地宣传队抽人，“像掺沙子一样”调到上面去。邵燕黎被抽中了。

现场开展了针对年轻士兵的斗争会，不少人主张将他枪毙。吴琴没有签字。那时吴琴是20军60师文工团指导员，也是这支轻伤队的负责人。“结果在行军时，年轻士兵由于不能走了，需要其他士兵背。大家都不愿意背他，都不愿意抬他，要打死他。大家都有怨气。抬他的人就骂他，说，‘他们自己走路就难，还要抬他！’”吴琴回忆。

1980年起，军队进行了历次精简整编，文工团编制也不断压缩。1985年中到1987年底，中央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三级文工团全部裁撤。这场“百万大裁军”，就像十多年前的征兵扩招一样，虽然不被普通人理解，却不容置疑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时代就像一列弯道加速的庞然大车，将它曾经承载过的无数个体无数过往无数意义和幻觉甩了出去。1990年，邵燕黎离开了东海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