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是体现医疗思想的重要介质。没有它们的存在，大多数的医疗理论就会成为空谈。因此，自古就有“用药如用兵”的观点。这实际体现出两个含义，其一是用药非常重要，是战胜疾病的有生力量；其二则是，用药带来的结果冰火两重天，正确使用带来安康。可一旦出现了错误，其带来的后果就如同“兵灾”一样，极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种集体造假的危害不言而喻，会导致很多医生用错“兵”，而为之埋单承担后果的则常常是无辜的患者。可是对于这种事关不少患者健康甚至性命的大事，此前处理上却仅仅局限于行政处罚这种柔和的方式，显然是太“轻描淡写”了。

长期以来，对于临床数据造假的行为，我国一直严令制止。但是在具体的管理中，对于违法者的处理却一直局限于行政处罚。并且处罚对象也以机构为主，对于真正的违法者而言，违法成本较低，更与其造成的恶劣影响不相匹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对于临床数据造假这种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不以为然。

最高人民法院不但将受罚对象由机构转向了个体，更将惩罚的水平上升到刑罚的高度，说明执法机构已经将医疗数据的真实与人们的生命安全相对应，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造假行为的恶劣程度对应到“谋财害命”水平。

但现实却令人吃惊。2015年7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史上最严数据核查要求”。居然有80%的申请中的新药数据涉嫌造假，数据已经失去了其基本的真实属性，成为部分群体获取利益的“橡皮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数据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将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纳入刑事处罚。

这次最高人民法院不但将受罚对象由机构转向了个体，更将惩罚的水平上升到刑罚的高度，说明执法机构已经将医疗数据的真实与人们的生命安全相对应，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造假行为的恶劣程度对应到“谋财害命”水平。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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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的严厉打击下，相信相关从业者会更加自律，进而减少临床数据造假行为的发生。民众的健康，也将因此得到更好保障。

基于这样的原因，不管哪个国家，对于药品的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每一种药物的推出，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理论推理。除了细致的动物试验，还需要经过I、II、III、IV期临床试验和药物生物等效性试验。必须在充分证明其安全并且有效后，才可以最后推到临床广泛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的作用可想而知。这些药品可不可以应用于临床，在临床上可以用于哪一类的病人身上一类的判断，都是数据决定的。假如这些数据都是假的，做出的决定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