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趣的是，从不停劝说彼此丈夫尽快翻篇的妻子，到辩方律师和主审法官，推动这个困局走向最终和解的，都是女人。那么，让我们“科幻”般的想象一下，如果彼此仇视的阿拉伯世界被女性所统治，会否能成为一片和平的乐土呢？

电影从一开始，就让演员以非常高声的情绪和激烈的表演，制造出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没去交待他们行为逻辑的成因和个人前史。满手纹身、青筋显露的Toni，从形象上就被塑造成不好招惹之人，哪怕妻子怀有身孕，还要莫名其妙地去主动挑起与市政管道改造工人的冲突。工头Yasser心知肚明是自己的巴勒斯坦口音，让Toni找茬挑食，因此骂了一句“Prick”。或许是字幕编配的问题，Prick在英语世界中是一个最轻微不过的咒骂，或许也就翻译作混账而已，严格说来都算不上脏话，联系上历史和地缘政治语境的话，不知道是不是翻译作“基督鬼子”更为恰当，如此一来，带来的情感伤害，或许也就等同于中国人在海外被骂“支那猪”。算脏话吗？或许不算；侮辱程度呢？非常巨大。

如若稍稍了解黎巴嫩现当代历史以及电影创作动机，会更惊讶地意识到，艺术真的来源于生活，戏剧性丝毫就不亚于电影故事的真实生活。和虚构剧情中的两位冲突男主角遭遇相似，导演Ziad Doueiri就曾在一次与水管工的争吵中，蹦出带歧视性的侮辱词汇。好友善意提示“祸从口出”并让他去道歉，可你以为的小事一桩，在别人那儿或许就关乎尊严，水管工拒绝了导演的认错，而包工头几乎为这件事把这个倔强的苦力劳动者开除。切肤的过失体验，让Ziad嗅到了电影故事的味道。

尊严，在这部电影中分量极重，它在复杂社会里，导致着司法困境。狠狠打一架对彼此能带来的伤害，远远不如用语言诋毁对方族群来得剧烈。在第一次和解努力中，Toni一句“真希望（wish）阿里埃勒.沙龙杀光你们全部巴勒斯坦人”，伤害到的可就远不止一个水管工了。法庭上，身体上被伤害的Toni是控方，他的律师辩称，“‘Wish’一词，真能作为仇恨犯罪的证据吗？法官大人，如果恼羞成怒的我说一句‘真想要杀了你‘，我能被作为凶手被审问吗？”

腾讯娱乐专稿（文/Seamouse）一场看似不足挂齿的小口角，让两个固执男人上法庭激烈对持，并进一步引发失控的社会骚乱。黎巴嫩电影《诋毁》，通过极其过瘾而戏剧化的冲突递增，以小见大的创造出一则悲观的当代中东社会寓言。

Yasser作为巴勒斯坦难民，虽然在黎巴嫩有着50万流离同胞，但毕竟还算是寄人篱下，在与妻子的唠叨中，自暴自弃道“我们就是阿拉伯世界的黑鬼“。骂人在先的他自然理亏，可登门道歉有显得有失尊严。

现实中，让Ziad去跟水管工道歉的好友、也即《诋毁》的联合编剧Joelle，来自基督教“长枪党”家庭（即2008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故事中，制造萨布拉-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大屠杀的右翼民兵组织），而导演自己则来自本该与其势不两立的穆斯林逊尼派家庭。两人默契的工作方式和卓越的电影成色，都证明着，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世仇，所谓沟通越深距离越远，不过是被各自族生活惯性而将倾听和相互理解的管道关闭所导致。

主角，尤其是基督徒Toni的人物前史，姗姗来迟的在倒数第二场控辩中被揭示开来，那是他所一直避讳提及的童年大屠杀阴影。巴勒斯坦人是可怜的难民，可被有意遗忘的幸存者Toni呢？更是在自家国家的可悲难民。伤疤的痛苦揭开，似乎是通向彼此理解之路的关键第一步。

支撑影片主心骨和核心时间的法庭控辩戏中，威胁性的wish是否有罪、语言暴力会否比肢体暴力更伤人、控方妻子早产是否该责怪到辩方……一系列的两难命题，连环珠似的精彩吐出。对导演Ziad来说，“法庭片就是现代西部片，是一场场更加近距离面对面的拔枪决斗”。甚至于Ziad自己就出生于司法世家，老资格的律师妈妈更是担任了对《诋毁》一片合理性至关重要的顾问角色。

《诋毁》中的冲突双方，是巴勒斯坦难民水管工头Yasser和阿拉伯基督徒居民Toni。查阅一下宗派和民族构成极其复杂、且经历过15年惨烈内战的黎巴嫩资料，有助于我们大概了解两人为何势不两立。这个仅有410万人口的小国，本是阿拉伯国家中伊斯兰教唯一不占优势的国度，可由于战乱频繁，以及基督徒高移民率和穆斯林家庭高生育率，导致了人口结构上的此消彼长，独立之前占53%的基督徒萎缩至40%左右，而穆斯林人口达到54%，统计的国民人口之外，还有着50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不被传统的基督徒社会所待见。

法官不可能为了绝对的政治正确，而将两人各大50大板，在彼此猜疑和仇恨中艰难相处的族群，非常容易的，就被点燃了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社会骚乱跟着司法困境而汹涌前来。控辩双方哪怕再想淡化矛盾都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