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拿到龙标的时候，郭柯曾问张歆艺是否需要担任影片出品人，张歆艺却拒绝了。“我当时借钱，是觉得你需要帮助。跟一个朋友很饿的时候来我家，我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给他吃是一样的。吃完就完了，我也不期待有什么回报。”

也许是，这群老人中的大多数不是斗士，不是勇者，生命只教会她们做一个默默承受的人。这样，在人生里挣扎的痛，也就少一点。

郭柯最初并没有把此话当真，只是感谢了张歆艺的关心。但到了5月初，走投无路的他竟真的背着包来剧组找张歆艺。“她不是我第一个找的，我先找了一些我相对比较熟的朋友，但他们确实有困难。我只是找张老师试一下，其实没报希望。但她真的仗义！”郭柯对我们说。

“老天爷都在帮我”

大多数人，都不像韦绍兰那样可以直面过去。以林爱兰这样的烈性，说到自己在“慰安所”的日子，只说了一句“想杀人”。而湖北老人毛银梅是朝鲜人，她的讲述里有大量留白，表现如应激障碍。说到逃难时被日军抓到汉口“慰安所”，她忽然哭了：“我不想说，不想说了。”这时，镜头沉默地切到了汉口“慰安所”遗址，有时候深情凝视，有时候不忍直视。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她们无聊？

林爱兰听后惯例瞪他一眼，嘴角却笑了。

2014年5月23日，《二十二》剧组正式开机。郭柯马上遇到了拍摄的第二个问题：采访对象不愿回忆“慰安所”的日子。

第五个问题：你有了龙标，可你有宣发吗？

“我跟他说，廖桑，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新导演，但我就想要这样一部影片。你就当年轻人犯错，你帮我‘错’得浪漫一点吧。”

3.面对镜头，很多老人不愿回忆过去。相比展示伤痛、留作史料，影片《二十二》克制地截取镜头，充分展示了一个历史后来人，对“慰安妇”幸存者的保护与尊重。

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在海南当志愿者，探望、照料岛上的“慰安妇”受害者。曾有一度，她拿了一张日本兵如今的照片给老人们看，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老了原来胡子都没了啊。”而米田麻衣哭了，她们的伤痛和善良，她感同身受。她坦言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可能会恨一辈子，甚至自杀。然而她见到的老人们：“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甚至连“感动”他都觉得要慎重。考虑了很久，他下狠心缩减了韦绍兰的篇幅，哪怕她是他拜访最多次的老人：“她太容易感动人了。”

郭柯自认是个有逆反心的人，一开始他就确立了三大“不用”原则：不用历史资料、不用旁白、不用配乐。

郭柯当场就哭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老人每个月就靠30元的低保为生，更是因为在自己亲奶奶去世16年之后，他又再一次收到了奶奶给的红包。这个红包至今藏在他的钱包里。

采访中他不强迫人说话，而在讲故事的时候，他也回避套路。第一版粗剪耗时半年，片长115分钟。《刺客聂隐娘》的剪辑师廖庆松看完后给他意见：“你得改一改，这样很难打动观众，得加一点历史资料，稍微把节奏修剪一下。”

苏北淇动员整个公司一齐上阵为《二十二》做营销，连前台和行政都来帮忙。“我们只是想，很多年后如果自己想起这件事，不要留任何遗憾。”

当天晚上，张歆艺就把刚结的一笔片酬转给了郭柯。对方这时才告诉她自己还没有拿到拍摄许可证。“我说你真牛，连拍摄许可证都没有就敢拍。”郭柯则回敬道，“你不是更牛吗，我连拍摄许可证都没有，你都敢把钱借给我。”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但由于缺乏发行资金，只能在电影节和部分院线点映。

“他那个样子，我觉得不是骗子”，张歆艺回忆道。郭柯先是向她介绍了影片的拍摄计划，“要用4K超高清拍摄、5.1路立体声录音”，因为他觉得这些老人们值得用最好的配置来纪录。然后，她得到了一个紧巴巴的预算报价，“可能是七、八十万，我记不清了。我就说你不够的吧，我给你整一百万吧，你踏实把这个事儿给做了，多退少补。”

“我改了啊，我剪了两个镜头了。”郭柯辩解。

而对于郭柯来说，此刻的感觉或许和2014年2月6日一样，在山西的茫茫雪地里，他觉得是老天爷在帮助他：“每到一个节点，我都会有种被推了一把的感觉。这一路走来还算顺畅，没有被卡住。因为我是在做对的事情。”

张歆艺将这些都看在眼里：“他给我发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暗暗觉得这个小孩挺可爱的，他觉得我会担心他骗我的钱。但后来我觉得他不是报备，他是想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觉得我和他有同样的价值观。”虽然比郭柯还小一岁，张歆艺的口气颇有些“老气横秋”。

“其实那时候，郭柯对我来说就相当于一个陌生人，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张歆艺说。两人相识于中韩合拍剧《甜蜜都市》剧组，张歆艺是女主角，郭柯是中方统筹，“但其实统筹和演员在剧组是见不到面的”。只是有次她听到郭柯讲电话，便问他是不是四川人，两个老乡为此交换了一下微信，仅此而已。

这是在拍《三十二》时给他留下的刺激。当时他作为一个新导演，让韦绍兰老人协助他做了一些摆拍，“拉她出去，让她从这里走到那里，现在想来都非常羞愧。”

“用句不恰当的话，她的可看性太强了。她那么乐观，和她的遭遇反差那么大，每个人都会被她打动。”郭柯说。他觉得自己不能逃避困难，不能用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例，去替代更平淡的其余21个人。

“爱兰其实特别可爱，我们从不叫她奶奶，都叫她爱兰爱兰。或者学她养女，叫她爱兰女士。”郭柯说。

但他最想感谢的是，2014年2月6日的那场大雪，“我感到老天爷在帮我”，他说。

因为他非常明白，自己想做的影片并不仅仅为了文献价值：“我想让下一代看看，那些奶奶有多么可爱。我也想让国际上看看，我们没有生硬地把一段历史挖出来给你们看，而是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保护这些老人、尊重这些老人的。”

“想好了！”郭柯答。但其实，这句话并没有太多底气。

“不知道怎么我就想拍，直觉就是要去拍”，郭柯回忆。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二》并不是一部具有文献意义的影片。郭柯曾问过苏智良教授捐赠影片的事宜，苏教授含蓄地对他表示，其实没有什么文献意义，除非他能直接提供口述素材。“但我当时又关机了”，郭柯有点自嘲地告诉《贵圈》。但显然，他一点也不后悔。

和《二十二》中的每位老人一样，韦绍兰忍受了侮辱与伤害，忍受了歧视与恶意，忍受了贫穷与老病，然而她仍然特别勇敢。她曾经参加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公开活动，痛哭不止，但一边哭也要一边控诉。而相处的大多数时候，她笑眯眯地唱着山歌，感慨“这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活下去，吃野菜也要活下去。”

腾讯娱乐专稿（文／叶弥衫 责编/子时）

紧接着，吴京、谢楠、何炅、李晨、舒淇等明星也都纷纷转发了冯小刚的这条微博，这让张歆艺非常感动：“大家都是自发转的，可能是觉得它的确值得关注吧。”

采访结束后，拍摄团队还会和老人的全家一起合影，并将照片洗出来送给她们。这些照片后来被她们细心收藏，有人放在床头，有人收进盒子里。其中有一位家里装修的，还要求郭柯给她洗一张大的，“好挂在客厅里”。

如同想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剪辑、最好的海报来呈现这部影片，郭柯并不希望《二十二》只换来“影院半日游”的命运。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老人的生存状态，虽然从题材看，“半日游”仿佛是这部纪录片与生俱来的宿命。

划重点：

第二个问题：如果采访对象不愿回忆

廖庆松妥协了：“虽然你这个很难打动我，但如果你非让我剪的话，我能帮你剪得稍微浪漫一点。”

《二十二》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是：没人愿意投资这部话题敏感、受众有限的纪录片。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让她们无聊？”廖庆松反问。

第四个问题：平凡可以动人吗？

但老人能做到这一切，与其说是她的责任感、正义心，不如说是她面对媒体的善良。在家人的回忆中，老人每说起过去的事，总要关起来难过好几天。

1.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影片《二十二》记录了中国内地仅剩的22位“慰安妇”幸存者的晚年生活。

4.《二十二》导演郭柯表示，影片票房收益部分除去还债，将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抗战期间，有20万中国妇女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下的受害者。1990年代，陆续有百余受害者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道歉与赔偿。

李爱连老人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她想告诉郭柯自己曾遭遇了什么，但最后只轻轻问了一句：“门都关好了吗？”

“她们不说的这个情况是我在过程中发现的。第一个老人不想说，我觉得没事。第二位老人也不说，我觉得算了还有第三位。等到第三位老人终于肯说一点点了，我犹豫着要不要再多问她一些？但你看到她那个（痛苦的）样子，你怎么问？”郭柯说，“她们就像你的奶奶一样，试问如果有一个记者在旁边问你奶奶当年怎么被日本人凌辱，你想不想抽他？”

“一个80后，有很多方式可以挣钱，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可他就执着于这件事情，其实挺辛苦的。”张歆艺评价。因此，借钱之时她就有准备，“纪录片怎么会挣钱？”她对《贵圈》说。

她到现在仍在为影片吆喝，不仅因为她借了导演钱，也不仅因为题材关系，而是她觉得“整个电影的气质和标准非常有专业性”。她主动给冯小刚写了信，介绍了这部影片，她觉得仗义的冯导一定愿意帮她这个忙。随后，冯小刚在微博上进行了转发，“请大家对这部明天就要上映的纪录片给予关注。”

3月底，他又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妈刚才电话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这条内容正好被张歆艺刷到，她给郭柯留言：“怎么了？差多少？”“不行就跟我说，我有。”

在成片里，他想表现这种接触的一波三折，于是林爱兰的出场被剪的故弄玄虚：第一天她在敬老院的集体生活里只出现半个身子，第二天又出现多一点……廖庆松问他：“老人生活中也是这样吗？躲躲藏藏？神神秘秘？”

郭柯团队在同意拍摄的每户人家都待了一个星期，哪怕很多素材在开始的几天就已经拍到。但他觉得，应该多和老人们相处一段时间。广西老人何玉珍在拍摄期间总是一言不发、神情恍惚，剧组陪了她一个星期，临走时还给她留了一些物资和款项，看起来有点糊涂的老人忽然很明白地拉着郭柯的手说：“你们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

郭柯说：“其实她们的生活都很无聊。”

郭柯是1980年生人，他最初对“慰安妇”群体的印象，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不外乎是历史书上那些扁平的、离自己很远的描述。“我并不是一看到她们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感。我是在慢慢和她们接触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改变自己的认识，拍出了这样的片子。”

海南老人林爱兰是郭柯此行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年轻时她曾是红色娘子军，杀过日军，得过两枚抗日奖章，后来被日军俘虏，送入了“慰安所”。她晚年居住在敬老院，房间的墙上始终挂着一把刀，觉得万一有小偷来，还能砍小偷，尽管那时的她已经几乎难以走动。

“我觉得你要对得起别人的信任。”郭柯对我们说。借钱的时候，他曾天真地估算了一下排期，半年后期，明年上映，并对张歆艺表态：“2015年底还钱。”

过了半个月，廖庆松看了修改版，问道，“你怎么没改？”

但令她非常感动的是，相比以前宣传主动追着媒体报道，如今许多媒体也主动追着她约采访。上映之前，一些没有排片的二三线城市的“自来水”，买了有排片城市的票，免费请陌生人观看，期望借此能够保住影片的排片率。

至于山西那场临时拍摄的雪地送葬，被用在了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廖庆松在看到最后的镜头时评价：“你们好像站在那里，给她行注目礼一样，那样深情地凝视。”

而更多的老人，并不愿让过去继续影响自己现在的生活。在《二十二》拍摄的过程中，这点尤为明显。

他发现采访方向不自觉就变了，整个团队默契地一起转型成对老人的陪伴。剧组往往住在附近镇上最近的酒店里，团队早出早归，从不拍夜戏，一天最多开机两小时。大家纷纷表示，“珍惜这种有纪录片拍的日子。”

但再强烈的生存欲望，再执着的“要个说法”，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敌不过时间。2012年，青年导演郭柯开始关注“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并为韦绍兰拍摄第一部纪录短片时，国内“慰安妇”幸存者尚有32人，他因此把片名定为《三十二》——韦绍兰是其中一个，也是每一个。

这超出了他的意料。毕竟在此前拍摄《三十二》时，主人公韦绍兰老人善良、健谈，充满信任地像对待一个孙辈一样对待郭柯。面对镜头，她能谈论苦难，大多来自日军，也有的来自丈夫和乡民；她也记得获得的涓滴善意，逃出“慰安所”时被陌生人留宿、舍粥，知道怀孕后婆婆保护她留下了腹中的孩子；她还会唱童年时学过的山歌，唱男人娶了恶媳，唱女人被丈夫毒打。她经历的人生的苦，在那些歌谣里，不再孤独。

那场雪和那次突然的拍摄一样，都是意外。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苏智良教授在三天前给他打了个电话，告知郭柯有两位山西“慰安妇”春节前接连去世，将于6日和8日下葬。

就在纪录片《二十二》上映的前两天，片中的女主角之一黄有良老人去世了。

女主角们来自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五省。但不管在哪里，她们的生活看起来都如此相似：太阳出来，她们起床，吃饭，靠着墙根晒太阳。偶尔用浓重的乡音闲聊，更多时间则是沉默。太阳下山，她们端着椅子回屋，吃饭，睡觉……日复一日。

或许，正是这份内心的感动坚定了他拍摄《二十二》的决心。

《二十二》从筹拍到上映的三年多时间里，郭柯想感谢的人有很多：团队里专业又积极的伙伴、主动借钱给他的演员张歆艺、提供了大量帮助的学者和志愿者，还有最后在片尾播出长达三分半钟的近3万众筹者中的每一个人。

采访一度陷入僵局，最后是郭柯在当地救助的一条小狗，成为了关键的破冰道具。知道林爱兰爱狗，郭柯就每天把小狗带去和她作伴，趁老人高兴，他就用蹩脚的广东话凑到她耳边喊“爱兰！”——他打听到林爱兰曾一度在广东行商，会说粤语。

这样的诚意，确实容易让老人们感动，也更愿意敞开自己埋藏多年的秘密。采访后期，山西老人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往她对其他记者“没有讲实话”，“那些问题，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怎么说得出口？”

更重要的是，她有求必应。92岁的老人去河边挑水，弯着腰、曲着腿小步小步挪，一小勺一小勺往桶里舀水，另一只手把着扁担防止自己掉进河里。镜头在河对岸看，不动声色。

“听到那句话，我就像任督二脉被打通了一样。廖桑直接看出了我那时的焦虑，就是面对市场和观众，我想增加一些剧情化的东西。他最后把我这些都拿掉了。”郭柯对《贵圈》说。“这个片子毫无疑问应该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们不是你表达的工具，或者用来感动观众的道具，这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会感动的人，自然会被感动。”

他忽然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非常自信：“看，老天爷已经帮我们把景都布好了。”现在回想起来，郭柯觉得：“每到一个节点，我都会有种被推了一把的感觉。这一路走来还算顺畅，没有被卡住。因为我是在做对的事情！”

郭柯回忆，在115分钟的版本里，他既想展现老人的真实状态，但又想设置一些悬念、增加可看性，但廖庆松最后把那些炫技的部分拿掉了。

“当你把导演的身份抛开之后就会发现，用任何手段、任何技术对待她们，都是一种不尊重。”他对《贵圈》说。

但在2014年他决定将所有幸存者的故事都搬上银幕时，由于一些老人的离世，片名已经由《三十二》变为了《二十二》。影片选择在今年8月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上映，而此时，在世者不过8人。

郭柯明白“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对于拍摄这部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生存状态的影片，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多年以后回头看时，让自己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事。

直到12月，央视新闻频道对《二十二》进行了报道，出乎她意料的是，第二天100万众筹就凑齐了。留出20万的后期，最后宣发经费80万，是苏北淇经手过的最低成本的案子，“这仅相当于一部中等规模电影办一场首映发布会的钱。”

钱到位后，郭柯月底就开始正式建组拍摄。每去一处，他都把工作进展、老人的照片发给张歆艺。拍摄完成后，剪完成片、拿到龙标、去电影节展映……每一阶段，他都会发微信给张歆艺报备：“我看我们这几年的聊天记录，特别有趣。每次他都很正式地说，张老师《二十二》近期如何如何……我就回：加油！你好棒！”

仿佛只有关严屋子的门，她才敢打开心里的门。据李爱连回忆，被日本兵抓去后，她被饿了三天三夜，最后有人扔给她一堆大葱。18岁的她一口气吃了8根，胃从此坏了。当她开始边哭边回忆那个凌辱她的日本人时，郭柯让摄影师关掉了机器。“我不拍了。不想拍，觉得没有必要。”他傲娇地对《贵圈》说，“对她来说打开（内心）是多么难多么痛，我为什么要告诉所有人说‘快来看啊，她在说了’，这是干嘛呢？”

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是在2012年，他看到了媒体对韦绍兰老人的报道——这位1920年出生的老人有一个在“慰安所”怀上的混血儿子，是目前国内已知的唯一一例。他本能地判断出这是一个好题材，年底就动身奔赴广西，拍摄了韦绍兰和她混血儿子的故事。

润智影业的总经理刘倩羽和硕果莲莲的创始人苏北淇参与了众筹活动，并决定为影片负责发行和宣传。众筹50多天后，资金只停留在40多万。苏北淇判断，“这部分可能是从原来《三十二》的受众转化过来的，就卡在这个点上了。我们当时非常着急，因为你必须有钱，工作才能启动。”

镜头再转回来时，毛银梅在说日本话，“欢迎光临”、“请楼上坐”……老人的脸上挂着点标准微笑，微微弯着腰。

平凡到，和我们自家奶奶的生活，不会有两样。

第一个问题：如何筹集拍摄资金？

然后，她开始唱起《阿里郎》、《桔梗谣》。很多歌词，她已经忘记韩语发音，代之以湖北方言。然而她表情快乐，让人相信，在她开始学这些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女儿态。影片里，她的整个讲述没有谴责，但是在那些时断时续的碎片中，你可以看到她经历过什么。

但每个人同时也都非常忙碌。每天早上7点出发，半个小时到老人家里。团队里的女性工作人员陪老人聊天，导演则主要负责耍宝，有时候还得表演杂技，以博老人一乐。而这种时候，录音师收录屋前房后的各种真实声音，摄影师就感受环境——影片中最后呈现的许多空镜并非刻意取景，而是真实的生活环境。蔡涛对这种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拍摄颇为感慨：“拍纪录片很刺激！机器摆在哪、用什么腿、装什么镜头、什么时候开机……都看缘分和造化！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第一次见面，林爱兰对他们毫不理睬。她当着郭柯的面和身边的老人说：“我知道他们来干嘛，哼，我什么都不会说。”

跋涉了11996公里，去了29个拍摄地，郭柯团队花了51天，拍完了所有老人的生活。接下来他面临一个更难的问题：如何将65小时的素材，剪出一部成片。

但在看到成片的时候，她还是被影片质量所震惊：“当你在大银幕看到岁月雕刻过的一张脸，在非常还原、非常真实的生活状态里，非常安静平和的坐着，或者吃上一口热腾腾的米饭。这样的镜头，出现在贾樟柯或者王小帅的电影里都是非常好的画面，非常深刻，而且有技术含量。如果我是出品人，我会觉得他没有辜负我。”

影片拍完，郭柯在临走前给韦绍兰老人留了500块钱。第二天，老人给他们摄制组的4个人一人发了一个红包，每个里面都装了100块：“快过年了，给你妈妈买点糖果吃。”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女主角们都背负着身心伤痛，剧烈到有的人终其一生无法直面。在我们看来乏善可陈的无聊日子，是她们用了自己的全部努力，才活下来、过下去的。

两场葬礼拍完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2014年5月，我一定会让《二十二》按我要求的配置组建好并准时开机，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够阻止我！”

郭柯对票房没有很高追求，“能上映就是成功”，他对我们说。“如果有盈利，我个人的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这种表态如今司空见惯，但对他来说，更像是真诚地自断后路。说这话的时候，他有点负气般的任性，“我觉得挣钱的机会我一定还有，但面对她们，我希望自己干干净净。”

他本来计划五月建组，毕竟准备一部电影有大量工作，但葬礼突然让他发现任务变得紧迫起来。郭柯当天打了一圈电话，立即召集了队伍，一众人马开拔到了山西。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大多数人都是直接从家里赶来的。

2.在电影上映时，片中出现的22位老人已有14位离世，目前仍在世者不过8人。其中，黄有良老人于影片上映前两日去世。

但郭柯仍相信，《二十二》是有机会的。至少2016年，由75000人众筹拍摄的韩国电影《鬼乡》上映，在韩国蝉联半个多月的单日票房冠军——众筹这个方式给了他启发。2016年10月，《二十二》在腾讯公益上众筹宣发费用，目标是100万人民币。

这部纪录片中共有22名女主角，平均年龄超过90岁。开拍过程中，已有一人去世。如今到了上映的时候，22个名字里，其中14个都加上了黑框。

那个大年初四，郭柯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他模糊地感觉，凭着一点公义、一点私心、一点柔软的感情，应该能让自己坚持下来。于是，在没有拍摄计划、更遑论拍摄许可证的情况下，他自己掏了路费和租机器的钱，毅然上路。毕竟，彼时的24已经变成了22。

他还记得，自己给摄影师蔡涛打电话时，他正带着家人泡温泉。电话中的蔡涛问他：“你想好了吗？”

而到了2月6日张改香老人下葬的当天，郭柯一起床就看到屋外皑皑雪景，“如果我们没有来，谁知道这白茫茫一片的下面，还埋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他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