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和香港拍戏的区别是大，但是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我现在不想分地域，我就是拍我的电影，用我的方法，用我的经验，用我处理人物关系的手法。当然你在片场要面对很多人，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你要有这个魅力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才是拍戏最难的部分，你跟摄影的关系怎么样，你跟所有人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样去处理，去发现问题，怎么要求他们拍我想要的东西？在任何地方拍片都是这样的。

7月末，“建国三部曲”迎来最后一部《建军大业》，电影还未上映，香港导演刘伟强就已饱受质疑：还有这种操作？他能在主旋律题材里发挥出多少自己的特色？让执导过《古惑仔》系列的刘伟强来拍建军的故事，很多人觉得这是个特有想象力的事情。

我原先觉得“数星星”是不太好的，但是反过来，很多明星在一部电影里，不也挺好？我希望把“数星星”变成一个好事情。

“毛泽东一个农民，朱德一个兵痞，周恩来一介书生，凭什么跟我斗啊？”提起《建军大业》里蒋介石的夸夸其谈、杜月笙削梨、粟裕机智识破间谍、邓小平教毛泽东用刀叉的细节，镜头前的刘伟强脸上浮现出笑意，难掩得意之色，“这部戏的情节是很有趣的，我想把它做成商业大片”。

还没看片就质疑，这对演员来说不太公平。

何长工是李易峰来演，他只拍了两三天，但他也很努力，看很多书，去了解何长工是什么人。董子健只拍了4个小时，里面有他教毛泽东弄刀叉的情节。他们真的属于一点一点很用功地去帮我，去演好这些角色，我很谢谢他们。他们知道自己戏份的多少，没有抱怨的，都很客气。虽然人物众多，但只要演得好，观众就会记住他们。

今年暑期国产片比较低迷，其实市场就是这样的，我们有好的东西出来，票房才会高。所以电影人努力一点吧，我们努力拍好一点，观众就会去看我们的电影。

当我接手电影之后，我想怎么能清清楚楚扒出我觉得好看的东西。我把影片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四一二”白色恐怖和第二部分的南昌起义都是很好看的，然后就是三河坝战役，最后是井冈山会师。

这部电影有很多情节、细节是很有趣的，因为我放了很多“电影感”的东西进去。比如南昌起义时每个人系红领巾，右臂扎白毛巾，粟裕发现有人是“左臂扎白毛巾”，迅速判断出了他们是敌军伪装的。这些都是后来加的，因为我觉得好看、好玩，我就摆进去，打仗不全是“砰砰砰”。

其实不管拍什么电影都差不多，我之前拍了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建军大业》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当接到这个剧本，我脑子中想的全是应该怎么去将它影像化。当然有很多手法，是不是可以开头用拍黑帮片的手法去拍？这样也是可以的。那时候青帮去帮国民党杀害工人，这部分可能感觉是一个帮派电影。我要把它拍出张力来，让观众看起来有恐怖感。这是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有“白色恐怖”，才有“建军”。

电影里有好多大场面大制作，以前在香港没有拍过这么大的场面。怎么可能有一场戏2000多个演员？没有这么大。所以为什么我很兴奋，就是可以去想怎么处理，处理之后怎么好看，辛苦没得说，能有这个条件去做这个事，我觉得挺好的。

当然我还是要根据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去拍，不能光用黑帮手法就想把它拍得好看。我可能用了很多从前的技术，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用建军的精神去处理每一场戏。

《建国大业》缔造的主旋律“数星星”模式一直遭人诟病“太过娱乐化”，这次《建军大业》的命题作文交到刘伟强手上，他不惜耗尽“四倍洪荒之力”讲述这段燃情岁月。一场戏200爆点、动用25000群演、50多位当红明星加盟、拍摄角度多达11个……大制作、大场面和商业考量的背后，刘伟强没有忽略内核的表达：“我用很多从前的技术去拍，但最重要的是用建军精神去处理每一场戏”。

你看我头上有白发，就是搞这些大场面的缘故。每一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去拍。像“四一二”那场戏是人山人海，南昌起义也是。三河坝大概是全片最大的场面，一个镜头大概有200个爆破，这个我拍的时候是“一条过”。很过瘾。当然我拍完首先就问有没有人受伤，最兴奋的就是没有人受伤。然后叫所有的人看回放，我的心跳也起来了，很开心，开心得不得了。

其实，近年来占据主旋律大片山头的正是北上拍片的香港导演。从早年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十月围城》到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再到今年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历史题材的精神没丢，反而看起来特别过瘾特别燃。

让年轻演员看人物照片“自我催眠”

“我希望’数星星’是一个好事情”，在刘伟强的调教之下，“小鲜肉”格外努力，反而成了电影出奇制胜的法宝，“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对他来说，明星扎堆霸屏、肾上腺素飙升只是手段，如何人尽其才地把明星们捏合起来讲好一个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200个爆破一条过，最兴奋的是没人受伤

为什么用了白客这些“万合天宜(微博)”的艺人？我就是要找一些年轻的、比较酷的演员。我的副导演挺喜欢他们，我说叫他们来碰碰面呗。当然很多人说他们那么搞笑会不会影响电影，当然不会啦，他们演得挺好。

很多人跟我说，会不会担心这帮“小鲜肉”演得不好。我从来没有怀疑他们，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演过很多戏，经验不少，我很高兴他们真的很重视拍《建军大业》这个事情。虽然有的演员只是来客串一两天，但他们也在很认真地去处理。

电影里每个人出场时都标着年龄，可以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很多观众以前看的是50、60岁的周恩来，我就用字幕特意告诉你这个是29岁的周恩来，多英俊。他们那么年轻已经在改变历史了。最年轻的是粟裕，19岁；叶挺才30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战功赫赫了。

但你说演员跟角色100%很像，也不是。我有一个方法，我给欧豪放大一个叶挺的照片，“你每天要看他十次，每天要看他、要感觉他”。我要每个“小鲜肉”都这样做，拿一张角色本人的照片给他看，每天起床看，吃饭看，睡觉看。要演这个角色，就要跟角色“沟通”，看他的照片，看他的书，自我催眠，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大的历史事实是一定要遵从的，我们在这方面很考究，但不能拍得跟从前的主旋律电影一模一样，细节我们当然要调整，这样电影才好看。

作为导演，我当然要很清楚所有的东西。因为很多人说一个香港导演不懂这些，我是不太懂，所以就努力去找很多资料，找很多专家来告诉我，比如1927年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蒋介石什么时候杀了多少共产党，什么时候他们在开会，什么时候他们去南昌。然后我自己又看了很多书和纪录片，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电影里加了很多好看的小细节

我觉得黄建新找我当导演挺大胆的，他没有坚持要求保持前两部的风格，“找刘伟强拍，就用他的风格吧”，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

小时候不念书，所以我后来就念了很多书。拍《建军大业》，我也把这段历史补上，重新学了一遍。我从一个不太懂这段历史的人，到现在可以说是专家了吧。

刻画好人物当然也是主要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贺龙、叶挺、粟裕……我自己要把每个角色特征分得很清楚。我不想把它弄成一部很传统的主旋律电影，我想把《建军大业》做成商业片。

腾讯娱乐专稿（文/郭千华 摄像/王栋 编辑/端梧）

从1980年进入邵氏开始，刘伟强在电影行当摸爬滚打练就了样样精通的“十八般武艺”，从摄影师到导演，刘伟强在黑帮片、警匪片、爱情片、悬疑片、武侠片等都有涉猎。除了手艺好，他还有港人特有的务实认真，“烂什么都不能烂票房”，把电影拍得“好看”、观众心甘情愿买票才是刘伟强的出发点。

我之前没有拍过《建军大业》这样的电影，所以说来试试看行不行。要拍电影就要有这个精神，电影是冒险的一个行业，有人给你机会拍，为什么不拍？

在拍摄之前，刘伟强对这段历史没什么概念，拍完之后他几乎成了半个专家。为了避免出错和模式化，他查阅了大量的书面资料，寻求历史专家的帮助，还身体力行进行实地考察，把电影故事涉及的实地场景走了一遍。在南昌，刘伟强晚上一个人坐在酒店房间的大窗前，静静看着江两岸漂亮的灯光，以及远处绵延的山和脚下的滕王阁，他感受到这段历史的伟大，也从创作角度确认《建军大业》可以拍得更具“电影感”。

从来没有人拍一个镜头200个爆破，很多人是用特技的，但是我觉得特技没有“爆炸感”，没有兴奋感。拍这场戏时，我说不但要有大场面，而且文戏也很重要。有一场文戏，是200个战士要顶住敌军，掩护大部队撤离，这场我是很感动的。

面对全明星阵容的风格延续，刘伟强打算把“槽点”变成“优势”。用“小鲜肉”又怎么样？刘伟强相信，帅不是罪过，青春的风华正茂和力量感是无法“演”出来的。风起云涌的时代，一群年轻人干了一件了不起大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故事本身张力十足。要表现出革命者特别热血的一面，不只需要老戏骨的带动，更应有青春面孔的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