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前者想法的人被称作“直男癌”，有后者想法的则被称为“直女癌”，现在也常常被人戏称为“中华田园女权主义者”。两者共有的特性，都是对“女性应该如何”有一套自诩正确的价值观，而忽视了女性群体当中个体的千差万别。

在女性自我意识渐渐觉醒的当下，性别间的对话与女性权利的保障，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争取相同，而是承认不同。承认女性与男性生理结构的不同，承认家庭关系中的女性天然要比男性承担怀胎十月的生育成本，思考社会如何弥补女性生育承担的生理成本。

承认女性个体间的不同。有人想出任CEO想当科学家，不该有人跳出来讲“那只是男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有人想相夫教子，也不该被指责“窝在家里没出息”。

前段时间，赵雷在湖南卫视唱《三十岁的女人》，立即有人指责其歌词物化女性，讲得好像只有爱情才能救赎女性。很多人附和，闹得我内心惶恐许久，再三反思是否我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不够？扪心自问，独自漂泊异乡，午夜时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非但没觉得冒犯，倒反有种被深深理解的感动。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脆弱不值得赞扬，但也不该被鄙视。如果弱者的心声总被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压抑，那弱者的权利又将何以安放？

女人就应该洗碗吗？不洗碗的女人就不配做女人吗？再往大来说，温柔体贴、贤良淑德是否就是女性该有的样子？而舞刀弄枪、抽烟喝酒是否就是男人才有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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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二字于社会群体，最可怕的就在于用群体属性否定个体特征的多样性。

反过来讲，女人就不该洗碗吗？家庭妇女就比职场女性更值得鄙视吗？

腾讯娱乐专稿（文/缙闻）

不知朱军有没有意识到“侍候”一词流露出的性别地位不平等，讲到这个词前，他有意识地犹豫停顿，我怀着最大善意揣测，他可能一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来形容夫妻间的帮扶关系，并非有意贬低抹黑女性；然而招致更大不满的仍在其后。

需要警惕的是“直女癌”。在政治正确的女权旗帜下，以“独立女性”形象打压附庸于男权社会的女性形象，可能正在剥夺属于弱势女性的情绪发泄与生存空间。

坦白讲，仅从“家务活儿我只做饭”，我无法得出朱军在家庭关系中位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结论。毕竟，朱军此前在若干采访和文章中的细节呈现，都能体现出夫妻间相敬如宾、共同扶持的样态；而夫妻双方在家庭关系中承担的角色各有侧重，比如一方偏重家务贡献，一方偏重财务贡献，也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军“洗碗”说中的“应该”。

朱军说：“家务活儿我只做饭，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做完饭之后我坚决不洗碗，我真的觉得，那些应该是女人做的。”《人民的名义》中饰演刘瑞龙的演员冯雷直接反驳他：“一个好男人也能幸福三代人。”并称自己“在家里是洗碗的”。

性别平权最终想争取的，既不是号召女性回归家庭，也不是鼓励女性冲向职场，而是保障女性有自由选择人生而不被社会偏见与制度歧视所制约的权利。你可以当林黛玉，也可以当花木兰，没有人会说哪种女性比另一种女性更高贵。你想攀事业高峰，不用担心在能力相同的条件下因性别原因而败下阵来；你想当全职主妇，不用担心一腔心血全付出，却在脱离家庭关系后因无法谋生而潦倒困顿。如此而已。

近日，北京电视台综艺节目《音乐大师课》的一段内审视频流出。视频中朱军夸赞一位带着儿子前来参加节目的母亲：“我们有句老话，‘一个好女人，幸福三代人’，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女人一生的角色，她是女儿，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上要孝敬父母，中要侍候丈夫，往下要照顾儿女……”其中“侍候”一词，女性听着心里很不舒服。向来“光伟正”、春晚年年见的现名嘴朱军，人设也面临着崩塌。

有媒体分析，朱军在节目中的这段话，经前后剪辑，可能有被“断章取义”的嫌疑；但抛开文本语境本身不论，也不举着女权的大旗对其言论加以鞭笞，我更想讲讲“洗碗”一说所代表的社会偏见，以及两性关系对话当中常见的隔阂。

当今中国“性别对话”难以为继的原因，不客气讲，最主要的可能就是“直男癌”和“直女癌”症候群对女性群体绝对自信的理想型想象。“直男癌”不必多讲，对女性化标准有自己全套的评判体系，具体参照《红楼梦》(旧版 新版)里的薛宝钗，《绝望的主妇》当中的布里，都是典型的Perfect Lady，但正常女性谁也不想既当情人又当妈，只为取悦某个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