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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这支本应松散的队伍却展现出极强的韧性,有锚一样稳定的训练时间:每周二和周五晚7-9点雷打不动,有时周日也练。冬天湛江虽不下雪,却也湿冷,她们换上长袖照踢。2020年因为疫情停过一阵,大家心里空落落的。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增设了群众组女子足球项目。根据竞赛规程,五人制女子乙组(老将组)的报名年龄是37岁至60岁,以县、区或县处级以下的街道、乡镇等为单位组队参赛。汤静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为广东省内少有这样一支完整的中年女子足球队一直坚持在踢球,当时湛江足协主席找到她,希望以她们为主要班底,代表广东出征。
2021年6月13日,最后一场对决天津的比赛。为了保持兴奋感,广东队守门员朱燕英把自己的手臂掐得青紫。 此前的四场比赛,广东队分别以7:1浙江队、3:1辽宁队、4:0陕西队、12:0贵州队的战绩取得全胜,这场比赛只需平手就能获得全运会冠军。天津队也是一支劲旅,守门员张娜曾代表中国女排获得雅典奥运会冠军。上半场比赛开始,广东队便大比分领先,引得对手频频犯规。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不仅是成就感,还有人家对你的尊重”
1990年代末,谭华燕和朱燕英走上专业球员的道路。谭华燕进入广东海印队,朱燕英则被湖北省队选中,和三名湛江姑娘北上去往武汉。当时湖北省女足还处于发展时期,朱燕英享受到贵宾待遇——她就读重点中学,逢年过节教职工发箱咸鸭蛋,她们都能发到半箱。 2002年,朱燕英所在的湖北队获得全国女子大学生足球联赛第三名。2005年,她代表湖北队参加第十届全运会,在女足预赛附加赛对战天津队时,第90分钟,双方战成0:0平局。最后的点球决战中,作为守门员,她扑出对方两个点球,4:3战胜对方,顺利杀入决赛圈。
但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命运的齿轮总在达到某个节点后,彰显出生理条件的残酷。“如果我再高个五公分的话,就不一样了,有可能命运改变了。守门员讲究身高,现在都是一米八几,一米七的很矮了。你要进国家队,首先硬性条件都达不到,技术再好也没用。” 2005年全运会回来之后,朱燕英选择退役。当时是她职业状态最好的时候,也是省队主力,但她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在巅峰时期退,以后满满的回忆,很多人,很多事,报道什么都有。有些人在巅峰以后,就有一个滑坡,好像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打折了。”离开武汉那天,站台广播里突然放起《离别的车站》。以前她出去比赛,从来没听过火车站放这首歌。“那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朱燕英对待此事的态度颇为实用主义——困难就在那里,总得解决。集训期间,妈妈带着孩子,陪她到了训练场。每隔三小时,她就去宾馆喂一次奶。比赛前十天,她开始断崖式离乳——那种痛楚是此前毫无预料的。因为比赛兴奋剂相关规定,她不能用药物控制,只能把母乳硬憋回去,胸脯肿得像石头,“它就像洪水一样出来,但你要把水龙头全拧上”。 有人说,断奶时即便是上下车时轻微震动,也需要把胸口轻轻护住,否则会疼痛钻心。但朱燕英需要承担守门员的职责。她的解决办法是——当球飞过来时,用手把它打出去。如果实在胀得厉害,就跑去卫生间挤掉。回到家后,孩子一看到她,便条件反射地想喝奶,哭闹不止,她只好躲开。晚上,要等丈夫把孩子哄睡着了,才能进房间。
1981年出生的朱燕英记得,当年在草苏小学上六年级时,她在操场上玩,被来学校选苗的朱伟珍看中。那个年代,她只接触过田径、羽毛球,对足球知之甚少,也很少听说有女孩子踢。当时的人单纯,大家懵懵懂懂参加了。师姐汤静怡比她们大几批,倒是个例外——她爱美,怕晒,练了一个月就跑了。但朱伟珍看中了她的灵气,有一天,他到汤静怡家开的汤粉店吃饭,拍着胸脯保证,这个女孩以后会大放异彩,汤爸爸回家,便抄起棍棒把女儿赶来了球队。 在湛江,朱伟珍有自己的法子,让更多女孩练足球——他走了农村路线。这在当时算是极富远见的决定,因为只有多子女的农村家庭,才会相信这项当时还看不到出路的运动对于自身命运的许诺。谭华燕是其中的一个。家里六个孩子,她排行老四。爸爸是渔民,全家靠卖鱼的钱和野菜生活。1996年,湛江有一场台风,“是很大很大的,超级大台风。那个台风把我家屋顶全吹没了,我们连盖屋顶的钱都没有”。
初中时,谭华燕(前排左三)到广州参加三人制足球比赛。(受访者供图/图)
朱伟珍经常骑摩托车到乡里去挖人。“很多地方没有水泥路,刚好牛车拉了一条道。我们开摩托车来,有时都摔跤,那时候真的很苦,全都是荒野。很多家庭都有三四个小孩,家里就那几分农田,你怎么养得起小孩?有一个后来送到广东队的,她家里是平房,她爸是杀猪的,就拿了一点猪肠煮汤给我喝。后来我的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足球改变她们的命运?” 2019年8月,“妈妈足球队”到外地参加比赛时的合影。(受访者供图/图)
▲ 2021年6月,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组五人制足球女子乙组(老将组)比赛中,以湛江赤坎女子足球队为代表的广东队夺得冠军 (受访者供图/图)
新衣服、球鞋,还有“沙士”汽水,是庞开新关于训练甜甜的记忆。有一次到广州比赛,第一次进大城市,她们穿着球衣就去逛街,还被人嘲笑,“一看就是农村来的”。朱燕英则记得训练的间隙,去谢文珍家的果园,摘杨桃和石榴,她安静地在一边,看大家玩闹。 汤静怡很快品尝到胜利的滋味。有一年广东省足球联赛,每场她都有进球。当时很多人向朱伟珍打听,她是哪个年龄段的,“我说U15,很多人不相信。真的吗?我说真的,你要看身份证我给你。”庞开新则记得高中时,到三水(注:今佛山市三水区)比赛,拿了第一名,引起东道主球迷的不满,群情激愤之下,她们跑到会议室才“躲过一劫”。
对于汤静怡来说,足球就是事业,“不仅是成就感,还有人家对你的尊重”。最近让她开心的一件小事是,平时预订场地的微信群,许多其他球队看见她,都主动说,“女足,我们也想跟你们踢”。“倒不是因为有男的约(开心),是代表对我们的认可”。 身为广东队场上队长的谭华燕在2015年考取了D级教练证书,2018年成为国家一级足球裁判员,2019年被聘为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精英指导员,成为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像当年启蒙教练朱伟珍用前国家队队员谢彩霞的故事鼓励她们一样,她也会给学生看比赛夺冠的视频。“我在专业队也没有拿过冠军,最好的成绩是前三名,现在退役还拿了全运会冠军,是我足球生涯的最高荣誉。”
下半场还剩12分钟,双方比分3:4,队友从中场把球传回汤静怡。进入对方禁区之后,守门员已经冲了出来,身后还有一个后卫。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她用左脚轻轻一勾,球进了,人随即摔倒在地。她起身后,跳起来和队友紧紧拥抱,解说评价:“在高速运球中做出流畅精彩的动作,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比赛最终以广东队8:4取得胜利。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梁高哲是此次全运会广东女足队的随行队医。他记得,比赛期间那种实打实的对抗,已经超乎他的预料。“因为足球本身就是激烈对抗的,特别是她们老女足,作风都是很凶狠的。一场球下来,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全身发紫。因为我本身也是比较爱玩足球的,包括我们男足,我们湛江各个县区,每一年都有足球赛,我也经常去给他们做治疗,他们对抗强度都没有这么强。”
谭华燕拿起装备,带上妈妈和襁褓中的女儿就去了。一到球场,母亲盯着她,你不能打球,去也只能轻轻玩一下。她满口答应,但一下到场,就开始猛烈进攻、抢球,耳边隐约传来母亲的叫嚷,“你癫了吗?”“你不要铲球!”结束以后,师姐们取笑她不要命,“我说没办法,习惯了”。 庞开新是最近两年才出来踢球的。几年前,汤静怡找她来球队,但当时父亲瘫痪,插了胃管,一日三餐都得用针管,她每天下班都得去照料。直到2019年,父亲去世,她正巧在ICU碰见汤静怡,“她知道我爸走了,说那你就出来啰”。庞开新反复强调她们都来自“橄榄型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龄钙质流失严重,她最怕骨折,这意味着好几个月不能上班,虽然丈夫不阻止,但总不能因为踢球,让家里经济吃紧。
汤静怡当时是一位美容师,皮肤白皙,留一头长卷发,丈夫做房地产生意,有两个孩子,是漂亮的富太太。但她陷于自我困境中,生活中只有丈夫、孩子和美容院的客人。她想不出自己具体喜欢什么。年轻时,汤静怡是那一批赤坎女足队队长,是在师门留下过传说的“16号”,最巅峰时,和男队打11人场,她从中线开球,“一人一人过,射门,一条龙”。 接到谢文珍的邀请后,汤静怡第一次出来踢球,没多久就没力气了。但过去的底子仍在——她斜着身子,作势要摔跤,顺势就把人过了。虽然肌肉酸痛,但她感到久违的快乐。39岁的师妹谭华燕生完孩子后,满月第一天就出来踢球。当时她看到微信群里有比赛信息,发了个鼓掌的表情包。群里的姐妹便邀她出来聚聚。
当时朱伟珍已经成功培养出了前国家队队员谢彩霞,她后来代表中国女足参加世界杯、奥运会,是铿锵玫瑰中的一员,成为所有师妹的标杆。朱燕英每天写日记,用极为朴实的话鼓励自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早上五点半,女孩们骑着单车,带上水壶和馒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赤坎体育场。30米高的楼梯,跑60个来回,有时还要到金沙湾海滩,踩着沙子练球。她们没空洗澡,赶到教室上自习时,衣服都馊了。当时她们训练很少穿鞋,因为怕把布鞋踢坏了,女孩们脚指头经常血淋淋的。那时有工厂、企业打广告,朱伟珍说什么钱都不要,只要求赞助服装,“只有比赛才有一双鞋,或者一两套衣服发,所以她们很珍惜那个鞋。”
2021年6月,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组五人制足球女子乙组(老将组)比赛中,以湛江赤坎女子足球队为代表的广东队夺得冠军。这是本届全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也是广东女足全运史上的首金。金牌背后,这支球队的构成也引发关注——她们是一群平均年龄41岁的妈妈,是保安、销售、体育老师、公务员和美容师…… 位于中山一路西的赤坎体育场,是故事开始的地方。1970年代起,女子足球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铿锵玫瑰的身姿出现在绿茵场上。在湛江市赤坎区,一批又一批十岁左右的女童,被选入业余体校,一些人由此进入专业队伍。退役之后,她们步入社会,结婚生子,生活波澜不惊。
但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对撞。谭华燕印象里,这几年每次和男队打正式比赛,也是一样“狠狠的”。“正规比赛男的下到场,他不会想着你是女的就让给你,还是往死里打,该撞的撞,该踢的踢,该抢的抢。”她们最好一次成绩是16支队伍里的第二名,对手全是男的。 距离夺冠已过去几个月,庞开新偶尔还会翻出比赛的照片看看。年轻时,这些女足队员从没拿过全国冠军。“谁都想上省队,谁都想拿冠军吧?这就像是40岁之后,弥补了青春时代的遗憾。”
朱燕英有将近十年时间没再踢过球。家里的足球、香港影星任达华送过她的一双签名手套,都被随意扔在角落。她2017年才成家,丈夫是做生意的。她如今在湛江一所中专当体育老师,单位同事知道她做过运动员,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项目。她有时会在上课时,从乒乓球、篮球等众多项目中,给学生讲到足球这门运动,“但也只是口述”。 汤静怡离开球场的原因和她们不同,她不是需要改变命运的女孩。高中时,赤坎女足换了个“厉害”的教练,专抓体能,她厌球了,“以前都是宠着来的,没有吃过苦的小女孩吃不消”。为了逃避踢球,她躲去香港亲戚家,朱伟珍联系不上她,直到半年后才回来。“把我气得要死”,说起此事,朱伟珍今天还有遗憾,当时广东省队、八一队都抛来橄榄枝,他相信如果坚持下去,她能走很远,“梅州队是当时最强的,她一个人过完人家六个人,连守门都过去防了,所以人家对她印象很深。”
傍晚七点,体育场灯光亮起,比赛开始了。这是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一支中年男队。球场边,一位对方的替补球员——身穿红色球衣、略微秃顶的大叔,正用粤西的白话,对着架好自拍杆的手机直播:“今天是我们小鲜肉队,对阵大妈队。” 47岁的汤静怡是这支女子足球队的行政队长。她一头齐耳短发,在球场上奔跑,远看像是十几岁的少女。只有走近了,才能从深陷的眼窝和唇边的法令纹中,看出时光雕刻的痕迹。2021年10月底,一场寒潮刚过,她们换好粉色的队服,套上短裤长袜。在白线边猛跳了几下,“噌”地冲进球场。
华联电脑城开在赤坎老城附近的一栋旧楼里。这里同许多建于1990年代左右的广东商场一样,金字招牌,白光灯光线昏暗,空气中有一股电子板材和硬纸包装盒的味道。中午11点,这里客源很少,见到生面孔,每个档口柜台前,都有人迅速蹿出,“看看电脑?”庞开新在二楼,正埋头猫着腰,给电子显示器装箱。 庞开新46岁,是一名销售员。这家店以批发为主,其他档口要提货,便帮忙装系统和打包。她梳马尾,身材瘦小,高颧骨。中专毕业后,到广州打过几年工,在BB机寻呼台工作过,后来便到了电脑城。每天中午,她爬上爬下,用A4纸,把当天产品的报价单发到各个档口。
2 “一到球场就有瘾”
2015年,重新回到球场之后,汤静怡和谭华燕等人一直在踢球。她们没有给球队想过正经名字,之前因为当地一家房地产商的赞助,叫过“公园一号女足”。在湛江的民间球场,这支中年女足队小有名气。 她们的对手都是男队,因为找不出第二支同年龄段的女队,之前和其他区更年轻的女队踢过,对手实力却差得太远。
4月底,距离比赛只剩不到两个月,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她们还没找到合适的守门员。从3月开始筹备起,朱燕英便一口否决了邀请。她刚生了孩子,才到四个月哺乳期,大的孩子三岁多一点。40岁,三年抱俩,有十年没训练,即使最近几年偶尔出来踢,也只是玩玩,和比赛要求的强度不一样。 最后一次确定大名单前,电话又打来了。当时爱人在旁边带小孩,她想看看他的反应,就打开了免提。挂电话前,她说要和家里商量,明天之前不管怎么样,我都给你们一个交代。出人意料的是,丈夫听了所有对话后说,“算了,你就去吧。小孩现在已经四个月了,断奶也没关系。”
晚上7点,赤坎区调顺民俗文化园附近,她们刚下班就赶来球场,因为没吃饭,分享起各自带的烤鹌鹑、苹果和面包。谭华燕用医用胶带,把脚踝、脚后跟等有伤病的地方缠上固定住,减少震动,“一场比赛要用一个半胶带。”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汤静怡个头不到1米6,踢前锋,脚法灵巧,像只灵活的燕子“满场飞”。2个小时的比赛,女队员们全程没下过场。男队因为人多,倒是一茬一茬换人上。庞开新在球场边不时呼喊,“好球!”前几天训练,她被人撞伤了脚踝,疼得龇牙咧嘴,在椅子上使劲喷镇痛喷雾。她嘴里一直念叨,“安全为主”,但进行到半程,还是忍不住换上了球衣,“一到球场就有瘾”。
青春岁月里,这些女性最初与足球结缘,都与一个人有关:现年62岁的启蒙教练朱伟珍。1974年,朱伟珍是当地503车队做装卸工的知青,也是赤坎区体校的球员。他受当时临退休的一位老教练委托,开始组建一支业余女足队——她们将接受系统训练,代表区里参加省、市级比赛。 1974年,阿维兰热就任国际足联主席后,女子足球正式列入国际足联工作议事日程。他认为足球运动如果没有占人数一半的女子参加,就是不完整的,决意使女子足球制度化、正规化。1970年代,世界女子足球运动掀起热潮。在国际气候传导下,中国广东、云南、辽宁、北京、天津等地,纷纷组建起女子足球队。这更像女子足球在中国基层社会从零起步的过程。
3 “能不能通过足球改变她们的命运?”
六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她们重新回到这片球场。旧城区低矮的老式宿舍楼,残破的塑胶跑道,铁丝网围起的田径场,这里几乎还保留着儿时的原貌——足球是身体,亦是头脑的对抗,更是一场事关尊严的征途。 1
电脑城里的同事很少会提起庞开新的另一个身份——足球运动员,刚代表家乡拿了一枚全运会金牌。球队的成员大多像庞开新这样,在海滨小城从事着平凡的工作。 她们开始重新踢球是在2015年。当时,一位名叫谢文珍的队员被诊断出划痕性荨麻疹,医生认为这与免疫力低下有关。做过运动员的她,想到了踢球。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当年赤坎女足队的姐妹们。没想到,这一通通电话像是照到生活黯淡处的光,真有十多个姐妹愿意出来踢球。不用BB机之后,许多人没有联系方式,已经十多年未曾谋面了。
“它就像洪水一样出来”
1990年代,汤静怡蓄起长发,皮肤白白的,戴上潮流大耳环,偶尔路过赤坎体育场,师妹们正在踢球,她们都不相信此人就是教练口中的“16号”。前几年刚出来踢球时,她和队友一起去看比赛,只有球员可以进门。她们都穿了便服,保安拦住她,“他说你会踢球?”汤静怡恶狠狠地说,“我最讨厌人家说我不会踢球了。” 5
4 “最讨厌人家说我不会踢球了”
让他印象很深的是朱燕英对单刀球的扑救。“因为五人制足球场地本来就小,距离也很近,这种大力射门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以前也当过守门员,对面来单刀球能躲就躲。单刀球就是一对一,对攻球来了,就你一个守门员的情况下,那你就是全队最后一道关了,并且你上我进,可能是大力爆射的,这种真的是需要勇气的。” 比赛结束回家,朱燕英打开门的一瞬间,六个月大的儿子坐在垫子上玩玩具,看到她先是愣了一下,过了两秒后,认出是妈妈,哇哇大哭,她放下行李箱,来不及洗手,赶紧抱起小孩。丈夫看过比赛的直播,但两人从没聊过拿冠军这件事。
2018年,汤静怡创建了一家足球俱乐部,做青少年培训,最近有8所学校找她合作。开车时,手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她挂了微信电话有些烦躁,粤语换回生涩的普通话,“我想在车上跟你聊一下,但电话一直来”。她出门总是一身运动服打扮,因为代谢旺盛,看上去比过去苍老许多,朋友见了总说,“不要踢了,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以前多有女人味啊!”有的说得更严重,“像毁容一样!” 几年前,老公便因为足球跟她吵架,甚至以离婚要挟。她没有告诉老公,就去参加了全运会,他是看新闻才知道的。“每天打电话给我爸,今天她们赢了吗?我怕他这么紧张,就发我们的直播给他,他看了也说我踢得很好。”刚回家那段时间,老公很支持她踢球,还炫耀妻子拿了冠军,“最近又在发癫了!”
梁高哲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这些女足队员很多都有严重的伤病,朱燕英的旧伤在腰和手腕,谭华燕则伤在跟腱,从集训期间就得接受治疗,“不然根本接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对阵陕西队时,有几个球朱燕英重重摔在地上。“守门员就是胆子大,而且球都是往你身上打,所以每一场都很痛。如果不是刚生完小孩,你的力量、身体会好一点,但是现在无法控制,再加上激烈碰撞,哪怕你的下臂有一个缓冲,摔下去还是有弹力,还是蛮痛的。再说那是木地板,球速也比较快。”
2006年,谭华燕也选择了退役。当时为了保持成绩,球队长期由上一批老队员担任主力,新人们很少有出头的机会。她们更像是这场寄望通过体育改变命运的人生马拉松中,那些更为普通、没有最终成功的大多数。退队之后,谭华燕在广州租了个便宜房子,到一家服装店打工。长期的封闭训练,让她最初适应社会有些困难。 但她会诚恳地跟顾客说:“我没有做过这个。我是踢球的,现在退队了,不知道干什么,只能在这里过渡,如果你相信我,可以找我买衣服,你不相信我,可以找好一点的销售,叫他们来给你介绍。”或许是这份朴实打动了别人,顾客反而很信任她,第一个月就拿了最佳新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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