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我而言，你却是整个世界。”

武汉的一位“失独”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白天他总是穿着整洁的西服，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拼命地工作。晚上回到家，脱去那身西服，他会整夜地坐在地板上，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嘴里不住地重复：“孩子，让爸爸抱抱你。”就这样，他已经在地板上躺过了8个酷暑和寒冬。

“他们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韩生学说。

前年夏天，在韩生学和他单位相关领导的推动下，怀化市把“失独”家庭扶助标准提高到了每月800元。可他清楚，自己接触过的“失独”家庭遍布全国，“在缺少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单凭个人，某个地方的力量，能改变的太少”。

即便这样，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这样的自救组织还是太少，有些人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活动。”韩生学感叹，尤其在小城市和农村，那些沉默的“失独”父母只能独自忍受伤痛。

明天我老了，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不能去买菜了，取不了工资了／不会自己做饭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我该怎么办／生病了，看不清药品说明书了／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该怎么办／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钱财不能自理了，做饭忘记关火了，忘记关水了，我该怎么办／我害怕明天，因为我越来越老了／饿了没人端饭碗，病了没人递杯水／陪伴的是孤独，等待的是绝望／明天我该怎么办？

可韩生学的“失独”故事还要继续记录。

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不论是身体还算健朗的中年人，还是手指颤抖的老人，几乎都学会了打字、上网。

但他发现，“他们似乎都长得一样，同样的表情、同样的眼神，甚至连说话都是同样的腔调”。

上世纪90年代初，县计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计划生育突击行动”。每到这个时候，县里就会成立“总指挥部”，县委书记亲任政委，县长任总指挥，实行全军事化管理。

回到家，老许那双眼睛不断闪现在韩生学面前，逼迫他开始重新思考：“如果他当初生了两个孩子，或许就不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了找到答案，韩生学终于走出家门，去探视“失独”家庭的真实境况。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的那一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高中肄业生，韩生学被选为村初中的民办教师，摆脱了农民的命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计划生育”要怎么计划，更没听说过“独生子女”这个新词。但开学没多久，村里就有人把一张毛笔写的大标语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上面写着：“人口非控制不行！”

他想做的，不仅仅是“帮失独者说话”，而是“写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包括这个政策背后，这一代贡献者和牺牲者的故事”。

然而很多“失独者”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视。几个“失独者”在除夕夜来到一家餐馆吃年夜饭，却因为“太晦气”被老板赶走。

现在，遇到结婚不久的亲戚朋友，韩生学会一本正经地鼓励他们“生两个”。

韩生学经常因此失眠，这时他只能在心里默念一些散文来冲淡压抑的情感。

在后来的走访中，几乎每到一家，韩生学都会被这些“失独者”的生活环境触动：胡乱散落在房间里的杂物、摆满书桌的药瓶。他发现，“比起心灵伤痛，现实的生活难题更容易将他们打败”。

相比之前对“失独”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定义，这次没有了“困难”二字。

在计生委工作的韩生学熟知很多数据，他在书中写道：“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年，而中国只用了十八年，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每个地方对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少地区至今仍执行国家最低标准，每月340元。除此之外，“失独”家庭更需要的养老、医疗和心理慰藉等，似乎也在执行“最低标准”。

同样在武汉，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女儿后，除了偶尔出门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外，一天24小时都把自己锁在女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保留了女儿房间里的一切布置，甚至珍藏着女儿的头发和乳牙。每天她都要抚摸屋里的每一件物品，女儿用过的桌椅、毛毯、衣服、书笔和玩具……

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像这样的痛苦，是当年愤懑于“子女多只会造成贫穷”的韩生学无法想象的。

婚礼那天，她在门口把礼金塞到儿子朋友的手里，哭着转身离开。

这个疑问，直到韩生学遇到老许的那双眼睛后，才慢慢解开。

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贫穷得吃不上饭，最终被困在大山，韩生学坚信“传统的生育观念害人不浅，必须纠正”。

几乎所有的“失独者”都经历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网络一度成为他们寄托感情的出口。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过问他们的过往，一些“同命人”还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取暖。

暮年丧子的父母因为极度抑郁，更容易被病魔击倒。据调查，我国90％以上的“失独”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他们中有超过一半人承担着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等高危慢性病随时发作的风险，还有15％的人不得不面对癌症、瘫痪等严重疾病的折磨。

韩生学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执行情况，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这个会写诗的“文学青年”也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

看着群里那些名叫“唯一”“挚爱”“宝贝”“心碎”“坚持”的父母相互慰藉，他试图插上一句安慰的话，但他的手指悬在离屏幕只有几厘米的位置，却“沉重地抬不起任何一根”。

4月12日，韩生学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失独者”的聚会。他注视着那些父母，想努力记住他们苍老的脸。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去行动能力，连互助组织都去不了后的生活。

采访“失独”家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一个计生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开始实施，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将成为历史。

韩生学经常遭到“失独者”的拒绝，甚至咒骂。有一次，一位“失独者”在听说他“计生干部”的身份后，控制不住情绪：“你们猪狗不如，早晚会遭到报应！”

女儿出生后，韩生学更能理解这些家庭。“我很怕失去她，只想让她陪我到老。”在接触越来越多的“失独者”后，韩生学不再苛求女儿的成绩，以往用2块钱打发女儿早饭的他，也开始每天亲自下厨准备早餐。

他们承担着同样的感情伤害，但面对崩溃的妻子，他们要成为精神支柱，也要支撑残缺的家庭继续运行。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爸爸”中，“隐忍”“沉默”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所有特点。

“哥们儿，我快结婚了，可惜你不能到现场随份子，你多不够意思。”一个朋友在儿子的空间留言说。

看到这句话，这位母亲不知道第几次失声痛哭。她用儿子的口气回复朋友：“放心，祝福准到。”

自救组织的老人们不会知道，他们每周一次集体织毛衣、练书法的活动一直处在“说没就没”的风险中。他们积极奔走的更多“政策扶持”还在路上，不过岁月不再等待他们了，他们有人头发白了，快要走不动了，感叹着“就这样走完一辈子”。

在过去的12年间，韩生学走访了100多个“失独者”，他一直尝试勾勒出这些“失独者”的完整肖像。直到4月15日，他的26万字报告文学，“全景式反映‘失独’问题”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是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韩生学开始写作“失独”群体不久，碰到有人在公共场所问他的职业时，他会回答“政府人员”，而不是“搞计划生育的”。

除了用QQ和“儿子”沟通外，在韩生学采访过的“失独”家庭中，超过九成的父母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住”他们的孩子。

“孩子突然走了，在他们眼里，与孩子有关联的一切东西，都是鲜活的生命，能呼吸，会说话。”韩生学感叹。

即使走出了创伤初期避世、厌世的阴霾，但一些外界的刺激仍会触碰“失独者”还未愈合的伤口，给他们带来“阵痛”。

事实上，“失独爸爸”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有些同事会关心我的状态，我只能回答‘好点’了。可自己把孩子养没了，我怎么在别人面前抬起头。”他对韩生学说。

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给孩子看病时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但子女死了，债务却不会“死”，还债的压力甚至会伴随他们的整个余生。

为了这部调查报告，韩生学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失独”父母，直到“完全融入了他们的圈子”。可放在25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跟独生子女家庭联系在一起。

和往常一样，在北京签售会后的那天晚上，韩生学又点开了手机里的“失独”群。

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4次的“计生突击检查”已经变成了每年两次，狂风暴雨般的计生工作也逐渐平静下来。也正是这个时期，韩生学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

而各地对于“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大多都遵循《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这一条款。

“看到他们祖孙俩在一旁叽叽喳喳，我们受不了。”一位老人向韩生学抱怨，这些有孙子孙女的“失独者”已经是幸运者了——因为“好歹有个后代”。

韩生学接触过的很多“失独”父母，用给孩子写信的方式寄托无处安放的伤痛。一位母亲在给死去儿子的信中写道：我心爱的儿子，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于我而言，你却是我的整个世界。

写作后期，韩生学开始在政府机关内部呼吁关注“失独”家庭。去外地开会时、去党校讲课时他会留出时间专门讲“失独”。有人感动，“局长都听哭过”；也有人挖苦，告诉他“以后你分管这个工作好了”。

“这意味着国家对‘失独’家庭不再以普通的人道主义救助对待，他们应该是‘贡献者’。”韩生学激动地比划着说，“或许，‘失独’群体的扶助体系会跟着发生变化。”

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

“妈妈，我想死你了！”她用儿子的QQ回话。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河北保定，王云龙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让她感到“一头雾水”的家信。邮件里，尚在部队的王云龙充满热情地写道：“菊芳，现在国家开始推行一胎政策了，我是军人，要带头表率，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住进普通的养老院。“失去独生子女是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很难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别人的子女隔三差五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一位“失独者”在诗歌里接连问了许多个“怎么办”：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解救那些“没后的同命人”，可每一次“我们其实都一样”式的劝说，却对他们自身都是一次伤害。

女儿离去后，因为担心刺激到妻子，老许不敢在她面前流泪，晚上为了强忍泪水，他甚至把嘴唇咬破。可即便如此，妻子的精神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故命令老许下跪，让他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骂自己。有几次老许实在忍不住哭出了声，妻子拿起铁盆就往他头上猛敲，直到铁盆变形。

也正因为这处境微妙的身份，有人赞扬他是“积极的反思者”，也有人公开呛他是“体制内的叛变者”。而对他来说，计生干部的身份是责任，也是负担，创作这部作品只是“在目睹众多惨剧后，不得不做的事”。

变化确实正在发生，2016年的3月，“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帮助”被写进了我国的“十三五”规划。

韩生学正在做的，就是记录他们。

“开家长会时，这些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还要充当父母的角色。”韩生学说，这样的“失独者”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尴尬，“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种伤害。”

“郎姐”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内蒙古插队时冻坏了双腿，如今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她走路时几乎抬不起脚，在地上小步挪动，发出“呲呲”的声响。

“我们不能再被人看作是神经病，活着，就要活得光鲜。”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和“郎姐”一样，最早一代“失独”老人中，已经有人迈过70岁的高龄，而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还未真正摆上台面。

为了完成这份报告，他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父母

对于自己记录的“失独”故事，他从来都不会讲给女儿听，“太惨了，容易给小孩造成阴影。”

即使在“失独者”内部，一些特殊的群体也会受到排斥。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而在虚拟空间，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和他们接触时要少提问多倾听。”在连续12年的走访中，这是韩生学领悟到的第一条法则。

湖南的“失独”母亲张丽，在“失独”聊天群消失了两天。网友赶到她家时，发现她侧身倒在门口的过道里，“手臂直伸，距离门锁只有一只手的距离”。被网友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她的阑尾已经化脓，腹腔积满体液，“再迟一些，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一夜之间被人砍光，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

现在国内有两家专业的“失独”养老机构：广州一家养老院已经设立“失独养老专区”，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也改造为“失独养老院”。而面对成千上万个正在老去的“失独者”，这两家的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张左右。

和作品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他的身份：湖南省怀化市计生委副调研员，一名称职的副处级干部——在25年的计生工作中，他打赢过几十场“计生攻坚战役”，数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书柜里的荣誉证书足足有半米高。

“儿子，妈来了。”母亲说。

每天，这位母亲至少要花20个小时跟“儿子”聊天，只有“儿子”和“母亲”的QQ头像依靠在一起时，她才会觉得母子俩重新“团圆”。

这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低头盯着手机，穿着一件黑色翻领夹克，肤色暗沉，眼宽鼻阔，看起来和普通的基层干部没什么两样。

还是有好消息的。韩生学把《新闻联播》上的一则新闻转发到了“失独”聊天群，立刻引起了沸腾。在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的条目赫然在列。

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失独爸爸”。

初到计生委的韩生学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

保定的王云龙就是一个这样的爸爸。女儿出事后的那段日子，在料理完工作、妻子睡着后的夜半时分，他常常独自跑到大街上，“淋着冬天的冷雨，去寻找还没离开的女儿”。

事实上，“失独”的悲剧时刻都可能降临到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头上，而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35年后，中国3口之家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个

写作“失独”故事的时候，韩生学习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拉上窗帘，“去用心感受他们的痛苦。”

“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在解脱。”虽然自己没有做过最基层的计生工作，但他23年来编写下发的各种“指标”“文件”确是整个基层工作的巨大推力。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二孩”政策将全面放开。看到这条消息，韩生学“高兴地跳了起来”。

相比大政策，“郎姐”的心愿小得多，她希望不用走很远的路去参加互助组织的活动。如今，她只能用那双抬不起的脚回到只有她一个人的家，脱下她光鲜的外套，日复一日地擦着儿子的照片。

办公室里，这些遭遇几乎是一字字地从老许嘴里蹦出来，没有半点悲伤。他不自觉地把头耷拉向一边，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眼泪挂在没有表情的脸上。老许空洞的眼睛时不时地扫向韩生学，他清晰地记得，“那是双麻木的、死人一样的眼睛。”

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老百姓的愚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1992年，韩生学正式成为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一名科员。那时“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颇感自豪。

老许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男人失去独生女儿不久，还要面对精神失常的妻子。

韩生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眼中，带着孙辈的“失独”老人，不仅面临同样的养老困境，还要承担隔代抚养的压力。他们中有人已经年入花甲，但不得不再次充当起父母的角色。

除了缺少专业社工介入，很多自救组织都面临没有场地、没有资金，随时都可能停摆的尴尬境地。“因为没有长效机制，对他们的支撑大多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韩生学说。

“走在大街上，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像自己的孩子，街坊邻居在谈论孩子，电视上也都是关于孩子的连续剧，就连广告都是与孩子相关的。”一个“失独”母亲曾如此向韩生学讲述自己的无奈。

一位失去独子的母亲，在得到儿子的QQ号后才找到了生活的微光。这位从来没有碰过电脑的老人自己摸索着学会了上网，每天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打开电脑，输入密码，等待屏幕右下角自己和儿子的QQ头像亮起——这几乎成了她每天进入另一个世界前的固定仪式。

“其实国家各部委针对‘失独’家庭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有的很难在地方落地。”在研究众多政策后，韩生学有些无奈。

然而，尽管韩生学在10年间一直加快采访的脚步，但依旧追不上“失独”家庭增长的速度。根据原卫生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统计，我国每年都有7.6万个父母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女，成为“失独”家庭。